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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生边上(13)

作者:钱钟书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 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