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得很，世界语并不名副其实地通行于全世界。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好半天，有位对于“支那学”素有研究的老头子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这并非用欧洲语言写的，咱们搅错了！这是中国语文，他们所谓拉丁化的汉字，怪不得我们不认识。”大家都透口长气，放了心。和“支那学”者连座的老头子问他道：“你总该认识中文的，它这上面讲些什么？”“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敢武断。我这种态度，亲爱的大师，你当然理解。”主席的老头子瞧“支那学”者脸色难看，忙说：“我想，我们不用考虑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根本不合规则。按照我们奖金条例，必须用欧洲语言中的一种写作，才能入选，这些东西既然是中文写的，我们不必白费时间去讨论。”其余的老头子一致赞同，并且对“支那学”者治学态度的谨严，表示钦佩。“支那学”者马上谦逊说自己还比不上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点儿不寒糊。在君子礼让的气氛中，诸老尽欢而散。只可怜我们这位作家的一腔希望！
奖金人选发表以后，据说中国人民全体动了义愤，这位作家本人的失望更不用提。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红地羡慕他，眼绿地忌妒他，本来预备好腹稿，只等他获得奖金，就一致对他的作品公开批评，说他不是理想人选。这些人现在都表示同情，大声地惋惜，眼睛的颜色也恢复了正常，也许由于同情之泪的洗涤，有一种雨过天青的明朗。一家报纸的社论大骂诺贝尔奖金的主持人“忘本”；因为老诺贝尔在炸药上发了大财，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火药的国家，这奖金原该给中国人的，希望主持者对这点加以注意。那位“支那学”者还没研究到汉字的意义，所以这篇有力量的文章只等于白写。另一家报纸异想天开，用贺喜的方式来安慰这位作家，说他一向是成功的作家，现在又可以算是负屈的天才，被漠视、不得公平待遇的大艺术家：“成功和负屈，两者本来是对抗地矛盾的；但是他竟能一身兼备，这是多么希罕可羡的遭遇！”第三种报纸提出一个实际建议：“借外债不失为有利的政策，但是领外国人的奖赏是一种耻辱。为争回国家体面起见，我们自己该设立文学奖金来抵制诺贝尔奖金，以免丧失文艺批评的自主权。这奖金的根本条件是，惟有用中国各种方言之一写作者，才得入选；所谓中国方言，包括上海和香港人讲的英文，青岛人讲的日文，哈尔滨人讲的俄文。有了这奖金以后，诺贝尔奖金就不算希罕。欧美作者自然努力读写中文，企图获得我们的奖金，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也从此深入西洋了。诺贝尔奖金是私人名义的，所以这奖金也该用私人名义。譬如我们这位大作家为什么不采取上述的报复策略，贡献些版税和稿费来设立这个奖金呢？”第四种报纸的编辑不但实际，并且流露出深刻的心理观察。他以为文学应当提倡，不过肯出钱提倡文学的人，也该受到奖励；所以，要资本家给文学奖金，我们该先对若干资本家加奖，以资鼓励，钱的数目不必大，只要略表意思，好在资本家并不在乎，“我们这位大作家肯带头做个榜样么？”谁知道这些善意良言断送了我们这位的性命！
他知道了奖金的确实消息，就气得卧床生病。同胞们代抱不平，稍稍替他出了些气。他一面等看报纸上帮自己说话的文章，一面想该赶快口述一篇采访自己的谈话记，送去发表。报上关于他的消息照例是他本人送去的，常常有意在记载里点缀些事实错误，一来表示出于旁人手笔，二来可以再来个更正，一桩小事能使他的大名两次见报。他心上正在盘算着怎样措词，偏偏接二连三看到上面所说的社论。第一篇已经恼了他，因为他想，这是自己私人的财产损失，一牵上国家民族等大题目，就把个人的形象比衬得渺小了。他一眼瞧见第二篇的标题是向自己贺喜，生气得把报纸一撕两半。他勉强捺住火，看完第三篇，背上象浇了冰水。读到第四篇的结句，他急得昏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