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那头马驹病了，孩子的婚事我也看到了，得赶紧赶回去。”
匆匆从巷子绕到村后溜了。这时杨百利就派上了用场。一个“司炉”，在机务段不算什么，在杨家就算有头有脸的人了。十六桌酒席中，前八桌是秦家的客座，鸡鸭鱼肉齐全；后八桌是杨家的客座，每人一碗杂和菜。前八桌酒席中，又数第一桌最为要紧，坐着秦曼卿的两个哥哥，镇上东家老范，冯班枣东家老冯，郭里洼东家老郭，城里绸缎庄“瑞林祥”的掌柜老金等。众人皆往后退，杨百利便越过众人，上去陪了第一桌。杨百利虽然当个司炉不算什么，但也走南闯北大半年，见过些世面；他又会“喷空”，说话不怵场子，上了第一桌，竟纵横捭阖起来。也许是在火车头上憋屈得太久，他把杨百业的婚宴，当成了“喷空”和倾泻的天地。吃着喝着，酒席并不冷场，而且桌子上全是他在说，别人在听。戴着礼帽穿着西服“喷空”，又跟在延津铁冶场大门口穿着打铁的衣裳“喷空”不一样。“喷”的也不是延津之事，而是从新乡到北平，从新乡到汉口，又从北平和汉口回来，旅途上发生的种种趣闻。本来他在火车上只顾往炉膛里添煤，一天到晚皆是无趣，但杨百利是在“喷空”，无趣就变成了有趣。这天，火车开着开着，轧死一个过道的小媳妇；火车急刹车停住，眼看着从小媳妇身上，飞出一只红色的狐狸，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这人到底是谁呢？众人愣在那里，杨百利说，这人既不是人，也不是狐狸，是当年修铁路时，需要枕木，从东北伐了一批树，伐着了一棵仙树，这仙树是一女鬼变的，这女鬼便在每年伐树那一天，出来吓人。夜里开火车，车灯能照出五里远。火车开着开着，又眼见一个男人骑在车灯的光柱上，嘴里在喊：
“肝和肺我就不要了，把心还给我。”
这人却不是仙，是人，是邯郸一个打官司屈死的锔锅匠，在人间喊不得冤，到火车的灯柱上来喊。
秦家这边来的大户人家，也知一个机务段司炉的深浅，听杨百利在那里“喷空”，皆感到好笑。杨百利的“喷空”，适合牛国兴与机务段采买老万，不适合这些东家。说到火车灯柱上锔锅匠要心，众人皆觉得“喷”得有些张致。所谓“张致”，是句延津话，就是张过了极致，有些大发。众人没笑，倒是把城里绸缎庄掌柜老金带来的五岁的孙子给吓哭了。杨百利本来还要说锔锅匠冤死的案由，这案由和一般的冤死又有不同，精彩全在这里，但看孩子哭了，只好止住。一个酒席下来，杨百利并没“喷”痛快；但大家觉得已经“喷”得很张致了。但大家是在别人的婚宴上，不看僧面看佛面，听了也就听了，偶尔也附和笑两声，没人说什么；“喷”着吃着，一顿饭也就过去了。大户人家的掌柜虽是虚与委蛇，杨百利也觉得自己没“喷”痛快，但在杨百顺看来，杨百利果然不是过去的弟弟，甚至成了大户人家中的一员，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与弟弟相比，自己一年来只跟人学个杀猪，天天跟肠子、肚打交道；现在把师傅也得罪了，连杀猪也不得，回到家里，天天受卖豆腐的老杨的挤对。哥哥结婚，同是弟弟，杨百利上了第一桌陪客，自己不但上不了头一桌，卖豆腐的老杨，干脆连酒桌也不让他上，另外给他分配了一个差事，让他在杨元庆家的茅房给人垫土；即客人上了茅房，方便完，拴上裤带走出，他赶紧往茅坑里填一锨土，遮住雪上的秽物。这也是杨元庆借瓦房给老杨时，向老杨开出的条件，瓦房可以借给你摆酒席，但要保证厨房不乱，茅房不乱。两年前哥俩儿一块儿上老汪私塾时还平起平坐，两年后已有天壤之别。何以如此？杨百顺追根溯源，又想起当年上“延津新学”的事。如当初自己上了“延津新学”，现在戴礼帽穿西服的就是自己；正因为当初杨百利和老杨在抓阄时做了手脚，杨百利就走出了杨家庄，一直走到新乡、北平和汉口，自己如今沦落到投靠无门的地步。其实杨百顺也是涉及一点，不及其余，只想到上“延津新学”一段，倒把“延津新学”解散之后，杨百利挂上了牛国兴，又在延津铁冶场遇到了新乡机务段的老万的过程给忽略了。如果当初上“延津新学”的不是杨百利而是杨百顺，杨百顺不会“喷空”，未必能跟牛国兴成为好朋友，接着也未必能遇到老万，照样得回杨家庄。但气恼之中，杨百顺把不知道的过程全忽略了，现在计较的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