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我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了，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得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打水的时候，他的羊角风又犯了。
排长抖信说：“他羊角风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绝不是羊角风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头人
一
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但申村是祖上开创的，却是事实。祖上初到这里，以刮盐土、卖盐为生。我三岁来到这里，这里还到处是白花花一片盐碱。村西土岗上，遗留着一个灰捶的晒盐池子，被姥娘用来晒打卷的红薯干。听人说，祖上初到这里生活比较苦。但据俺姥娘讲，她婆家一开始生活比较苦，后来还可以。清早一开门，放出我姥爷哥儿四个，四处奔散着要饭。那时姥爷们还都是七八岁的顽童。要一天饭回来，基本上能要饱，开始用小笤帚扫脚，上炕睡觉。
但据幸存下来的四姥爷讲，他小时候生活还是比较苦，居家过日子，哪能天天要饭？主要还是以祖上卖盐为生。五更鸡叫，祖上便推着盐车走了，在人家村子里吆喝：“卖小盐啦！”傍晚，姥爷们便蹲到门槛上，眼巴巴望着大路的尽头，等爹回来。祖上终于回来，哥四个像扒头小燕一样喊：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一个苍老的声音：“换回来一布袋红薯！”
举家欢喜，祖姥娘便去灶间点火。很快，屋顶升起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