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
“想吃胖啊,得有的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
“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儿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
“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
“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儿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
“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
“‘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
“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
“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
“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儿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