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好比较呢？你牵涉到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问题哩。”
说完，做出跟我没什么好说的样子，耸了耸肩不再理我。我倒对他大惑不解。前生的因缘，今生好不容易见了面，怎么连我姥娘也不问一声呢？如果做人这么薄情，人做来做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倒是最后在我要告别蔚蓝色的欧洲时，他突然开着他中产阶级的汽车，到机场送我来了。这时他说：
“这辈子好是好，但就是再也见不到滚烫的肉汤泡些雪白柔软的蒸馍了。”
又说：“啊，大车；啊，鞭子；贤甥，再见了。”
说到这里，从他的眼睛后边，竟流出了两点蓝色的泪。让我心中稍稍有些安慰。说过俺姥爷，该说说俺姥娘了。俺姥娘这个人，注定要在我人生的岁月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前导作用。我对俺姥娘的崇拜，超过了蔚蓝色的俺姥爷。不了解她，就很难了解我。我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懂事，被身边的朋友有口皆碑，说：小刘儿这孩子虽然笨些，但还是很懂事和很知进退呀。曹成袁哨，福克纳和克里丝蒂娜，都这么说过。但他们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是横着把这看成了我的日常品质，其实我是竖着有历史的血液流传。这一切都来源于俺姥娘。你们对我的表扬和恭维并没有打到点子上起码缺乏历史感。俺姥娘的名字叫郭秀明——在二十世纪初的黑暗年代，能起出这样透亮的名字，也是有些不一般哪。她六岁的时候，清早起来，就能爬八棵大榆树，捋榆钱回家让娘做饭。冬天了，榆钱没有了，家里不起炊烟，她袖着手，吸着鼻涕一个人到后园子里的墙根底下晒太阳。她娘寻她到墙根，抚着这小女孩锈着的头发说：
“还是俺妮好，看着娘作难，饿也不说饿。”
我长大以后，就是这样的人。凡是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说，我是一个饱也不说饱、饿也不说饿的人。喜怒不形于色，好歹都藏在心里，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说来也有些可怕呢。后来，俺姥娘跟着她的几个嫂子到外村拾麦穗，曾经到过县城的城门楼子；那门楼之大，凉爽的过堂风，一个戴毡帽的毛头子在铁鏊上烙滚烫的肉盒子，喷香的肉味，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她长大以后最后也是我长大以后爱吃肉盒子的根本原因。还有一次，她跟她的伙伴们到地里割草，太阳就要落山了，一个一大筐草，草已经没过头顶，背着往遥远的村里走。这时，邻村大叔的马车“叮铃叮铃”从身后赶过来，赶车的大叔“吁”地一声，将车站住，让她们把草筐搁到大车上。接着又让她们上了大车。他要把她们往村里捎上一程。赶车的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唧哩呱啦”谈笑的大车，在空中划过一道欢快的弧线。你让我们和世界有许多想念。我们靠什么活着？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你的“吁”的一声记忆。你喊的是马车吗？不，你喊得使地球停止了转动。你比俺姥爷深刻多了。后来，俺姥娘出嫁了。回来看娘。住了三天，娘到村头去送她。送了一程，又送了一程。娘，回去吧。妮儿，你啥时候再来看我？这是1993或1994年左右，俺姥娘屡次向我说起的几段往事。在写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从容不迫，当我修改这段文字的时候，谁知道在那叙说的短短一两年之后，我就永远见不着我的姥娘了呢？一个农家小院的枣树下，站立着慈祥微笑的你。你的去世使我措手不及。谁说我们这些下贱的贫民像一群浑浑噩噩的牛羊一样没有感情呢？我们单薄的生活，就靠这些感情丝线的编织——编得是多么地丝丝入扣呀——来维持了。这是我们的可怜之处。但就是这点可怜也被你们忽略了。后来轮到我了。在我八个月的时候，俺姥娘把我抱到了乡下。抱我往乡下走的时候，我趴在姥娘的肩头上，嘴里啃着一团硬似铁蛋的红糖。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清晨，俺娘从县城来看我。到了下午，俺姥娘抱着我去送娘。送了三里，到了一个村庄旁。俺姥娘说：妮儿，你走吧；40里路，再不走，走到半路可就天黑了。这时俺娘看我的一个扣子快掉了，说：我把孩孩的扣子缀好就走。到村头人家借了针线，就坐在村头的麦秸垛旁缀上了扣子。扣子缀好了，起风了，俺娘走了。后来俺娘说，她把一个头巾，丢在了打麦场上。15年之后，我要告别故乡了。俺姥娘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公路上去等班车。我们在桥洞下乘凉。车，你不要来。姥娘，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还记得，我们相互让着吃了一块熟红薯。终于，汽车从远处拐着弯来了。我就这么走了。故乡，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模糊呢。故乡只是一个背景，前边是一个活动的巨大的姥娘。和蔼可亲，慈眉善目。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后来我和姥娘的这种情形，又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我把孩子送给村中的我娘。我三月不归，两岁的孩子，常常一个人跑到打麦场上，在那里等父亲的归来。她对着空旷的世界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