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孬舅，你不要生气了，也不要伤心了，我再写回忆录时，一定不提这一段就是了。”
孬舅见我这么说，立即转悲为喜，擦掉脸上的泪水，把他的大巴掌，拍到了我的头上。然后还揉了两下。突然又不放心地问：
“你说话算数？——你过去可有说话不算数和见异思迁的毛病。”
这时我又有些看不起孬舅，曾身居高位多年，做过那么大的事业，思想境界也不过如此呀。我倒突然大度起来：
“不就一个同性关系嘛，不说它，我可说的话题也多得很，不会影响整个构思。”
孬舅穷追不舍：
“那你准备说什么？”
一下将我逼到了墙角。本来我在主动，现在变成了被动；本来我是原告呀，现在变成了被告。孬舅到底是孬舅，他转败为胜和最终控制全局的能力，总让我始料不及。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甥舅磨擦一样，虽然挑战者往往是外甥，最终还是以舅舅的大获全胜和外甥的一败涂地而告终。我虽然知道这场谈话一结束，孬舅就要沾沾自喜地四处说：“这个鸡巴小刘儿，还是年轻呀。”“就这两把刷子，还想跟我花马掉嘴呢。”
但我已经像钻到竹筒里的蛇一样折不回头了。已经没有什么反扑和挣扎的余地了。孬舅的回忆录就要成为历史，我的回忆录将来没法写了。但我还是硬充好汉和硬着头皮说：
“这些不都是我成年以后的事吗？这些不都是我成年之后犯的错误吗？到我写回忆录时，我就只写自己的童年生活，18岁之后，我彻底省略就是了。”
——于是，到了本书卷四的时候，当飘渺的历史和云烟、假设的前提和将来需要一个真实的回忆来做铅坠而不使它成为断线的风筝和气球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飞让人无所依从和没有抓挠头的时候，当卷一卷二是前言卷三是结局到了卷四才觉得要有一个正文为大家的回忆录作共同序言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诺千金，真的没有提成年之后的事只是拿着自己的11岁和1969年作为坐标和风信鸟说了一下。1969年的风信鸟，站在公社面粉厂的一座粮仓之上。虽然我不是一个胜利者，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失败者应该做的好汉、硬汉和西部牛仔。大漠孤烟，弹尽粮绝，我英勇地走向敌人的一排排子弹，当敌人的子弹“噗”“噗”地在我身上绽开几十朵鲜花之后我才含笑倒下，这时夕阳的金色的余辉打在我半个脸上。既然我做不了帝王，我就做一个别姬的霸王吧。这下孬舅彻底放心了，一个倒立，将自己的身子在村头粪堆上扎了起来。接着只有头着地，四肢在空中乱动，做了几个动作，眉眼倒着挤弄着问：
“我的现代舞跳得怎么样？”
这时的孬舅，动作已经有些下作了，眼中射出的，甚至是同性关系的光芒。这时我倒怀疑，他当年恢复礼义和廉耻委员会的秘书长是怎么当的。但我又想，秘书长也是人嘛，谁没有落魄的时候呢？谁落魄的时候不是英雄气短呢？何况我孬妗——那个世界名模冯·大美眼，刚刚去世一个月。虽然孬妗生前他们的关系已像肝硬化的病灶一样在那里僵持和疼痛着，但仇敌的去世，往往比朋友的丧失还令人伤心和可惜，这时的英雄失态，一切都可以原谅。这是一个失态的季节呀，王蒙说。于是我也做出一个同性关系的眉眼说：“你跳得不错，一切都很性感。”
孬舅马上跑到我面前，闭着眼睛喃喃地说：“抱紧我，我有点冷。”
这是多年之后孬舅落魄时的样子。当年在丽晶时代广场，孬舅可不是这样。那时的孬舅威风八面，一切侃侃而谈，虽然同性关系话题不是他预谋好的，但就是谈其它，世界的一切也尽收眼底，一切都在帷幄之中。不然最后也不会涉及到同性关系问题。他手中也握着一杯溜溜的麦爹利，半天还不抿一口。
我与孬舅一人骑一头小草驴，站在时代广场的中央。到了22世纪，大家返朴归真，骑小毛驴成了一种时髦。就跟20世纪大家坐法拉利赛车一样。豪华的演台，都是用驴粪蛋码成的。小毛驴的后边，一人一个小粪兜。粪兜的好坏，成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款、大腕、大人物和大家的标志。大款们娶新娘，过去是一溜车队，现在是一溜小毛驴，毛驴后面是一溜金灿灿的粪兜。新娘边走边往小毛驴嘴里塞白糖。我骑的小毛驴，当然是借孬舅的。礼义廉耻恢复委员会的粪兜，当然又不同于大款，粪兜上绣满了地球上各种不同的国旗。花花绿绿，新颖别致，走到哪里，都是一阵轰动，孬舅说，粪兜上这些刺绣，都是亚非农村一些姑娘，坐在桃花灿烂的树下一针一线绣的。姑娘刺绣时，知道一针一线献给谁；你用着这粪兜，却不知道这针线是世界上哪一位姑娘绣的，有时骑在毛驴上，心里倒有些莫名的牵挂和惆怅呢。一个粪兜之上，充满了百媚千红。这时孬舅知心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