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4)。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结束。”我说。
“结束。”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作声，默默移动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的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踩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似的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大约看了十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的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好像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又马上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