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约翰·厄普代克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但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读第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上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3)、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啊！”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脑袋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会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复杂难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优异、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稀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的这种内在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