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内（尤其是刑事部搜查课）独有的铁锈味与略显干燥的空气，都是她熟悉的味道，但也仅此而已。
反观一旁的町田，精神抖擞，神色拘谨。刑警的人事变动基本上是通过个别约谈的方式进行的。像町田这种地方警局的年轻刑警，能与警视厅的刑警共事，可说是自我推销的大好机会。
尤其这次绫乃跟町田算是挖掘本案的主要人物，已取得先机，也难怪他志在必得。
详细调查了铃木阳子那三名丈夫的死因后，原本只是怀疑她涉嫌连环保险金杀人案的绫乃，如今对此已十分肯定。
在日本，医生一定会为死者开死亡证明。如果是死于医院或自家住宅，守在病榻旁的医生会开“死亡诊断书”；若是猝死、意外死亡或有他杀嫌疑，则是“尸体检验书”。尽管名称不同，文件格式却大同小异，记录着死亡状况、医生的看法、推测的死亡时间及死因。接着，这些文件会与死亡登记申请书一并被送交公所，然后交由当地法务机构保管。
绫乃与町田取得相关资料后，确定这三人的死因几乎相同。
铃木阳子的三名前夫都死于夫妻俩的户籍与住民票登记地，而且都死在路边。
2010年7月，河濑干男死于东京都三鹰市的路边。
2011年12月，新垣清彦死于埼玉县狭山市的路边。
2013年4月，沼尻太一死于茨城县取手市的路边。
三人的尸体检验书上的死因类别栏中都写着“意外死亡、交通事故”，具体死因则都是“脑挫伤”，简直一模一样。此外，备注栏的内容大致都是“半夜醉倒路边，头部遭车碾过，当场死亡”。
醉倒在路边被车碾死的概率虽然很低，但仍有可能发生。然而，同一名女子的三位丈夫接连死于相同的意外，怎么想都不可能是巧合。
如果这不是交通意外，而是刑事案件，那么，从每个死者的头部都被碾碎来看，显然是蓄意杀人。
紧接着，绫乃与町田咨询了人寿保险协会——该说毫不意外吗？铃木阳子的丈夫们死前果然都买了保险，而且受益人是铃木阳子。
全日本的寿险公司都是人寿保险协会的会员，并且共享所有客户的数据，包括加保状况与付款详情。同一个人反复领取保险金，势必会引起注意，但铃木阳子在三次婚姻中分别改名为河濑阳子、新垣阳子与沼尻阳子，户籍地也随之更换，因此，在数据上被视为不同的人。这种手法与通过假结婚洗白个人资料以便不断借款是一样的道理。
据受款银行所言，保险金一入账，铃木阳子便会立刻提领出来。这种方式虽然很原始，却能有效地阻止他人追查金钱的流向。身故理赔金也是遗产的一部分，但政府几乎不会向死者配偶收税，只要不是包括不动产在内的巨额遗产，税务署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这三人除了普通寿险，也都投保了共济保险(1)。这两种保险的运作模式都是“如果保户发生意外，就能领到保险金”，但营利企业贩卖的寿险和着重于保户间互助的共济保险乍看相似，实则完全不同，而且负责监督它们的政府机关也不同，无法完全共享客户资料。
铃木阳子的三任丈夫全都保了三千万元的寿险与两笔两千万元的共济保险，每人的身故保险额共计七千万元左右。总额看起来相当惊人，但如果分别处理，并不会引人怀疑。由此可见，这一切全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地投保高额保险。
此时，绫乃心中其实已认定铃木阳子是凶手，但她还是调阅了各起车祸的记录。车祸记录是由警方相关组织“车辆安全驾驶中心”所管理的，因此，绫乃能向辖区单位自由调阅。
果不其然，三起车祸都十分类似。车祸发生的时间都在深夜；被害人都醉倒在自家附近的路旁；都被路过的卡车碾过头部，当场毙命；没有目击者，只能由卡车司机作证；证词都受到采纳，法院宣判不起诉。
即使是死亡车祸，如果被害人有重大过失，肇事者被捕后并不会遭到起诉，无须遭受刑事处罚。被害人睡在路边正是典型的此类案例。
查看记录时，绫乃想起铃木阳子的弟弟也死于车祸。难不成铃木阳子正是从这一经验中得知就算肇事杀人，也能躲过牢狱之灾的？
此外，每起车祸发生后，被害人的遗孀铃木阳子都能依据强制汽车责任险获得三千万元的赔偿金。
日本规定，汽车驾驶者最少必须投保一项强制责任险，肇事后由此支付赔偿金。强制汽车责任险的最高理赔金额是三千万，而身故理赔几乎都能达到三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