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我认识的人，”她在早前的一次闲聊中说，“我觉得靠谱的人。”
“怎么找？从哪里找？”
“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工作生活里遇到的人……一切可能的途径。”
“哈喽这位朋友，可以借你的精子用用吗？”苏昂不可置信地说，“就像这样？”
“看情况嘛。至少可以先做朋友，然后试探着问问看对方对这种事是否反感，还是觉得无所谓……我愿意付一笔合理的费用，而且可以签订合约，让他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以父亲的身份与孩子保持联系，甚至成为共同抚养人……”艾伦耸耸肩，“总之，一切都可以商量。就算被拒绝又怎么样呢？苏，这是泰国，没有人真的认识你。这里就是城市版的大溪地。”
“你不会是已经问过人了吧？”
“当然！”艾伦睁大眼睛，“你以为我是来泰国度假的吗？时间紧迫，我得抓紧一切机会。”
苏昂出神地笑了笑，在脑海里试想了一下，像艾伦那样既目标明确又率性而为地活着是一种什么感觉。
起初在她看来，艾伦大海捞针般的“寻精行动”实在是天马行空，甚至荒唐可笑，但她同时也觉得，无论你如何嘲笑她，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有像她那样的勇气、想象力和乐观的坚定。渐渐地，她也不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这世上就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凭什么以为我们如今视作正确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二十年后依然正确？
和艾伦聊天时，她常有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正眼睁睁看着自己曾为之纠结的那些东西统统化作泡沫。什么月经羞耻、疾病羞耻、不孕羞耻、IVF羞耻……艾伦似乎早已克服了它们，就像早期人类摆脱了发情期的限制，成功地进化为更新更强的物种。她曾对苏昂说，若是今后孩子或他人问起，她会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孩子是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的。她还半开玩笑地给想象中的两个孩子取了名字：一个叫“Frank”，一个叫“Stein”，合起来就是“弗兰肯斯坦”——那个脍炙人口的、关于人造生命的故事。
而且，就像弗兰肯斯坦一样，艾伦说，无论伦理层面有多大的阻碍，既然技术方面已走得很远了，人类修改自己的基因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仅靠人性、道德甚至法律，都不可能约束人类在掌握了这把钥匙之后不去应用。
那是潘多拉的盒子，苏昂摇头，太危险了，太反自然了，人类不能踏足造物主的领域。
艾伦笑了。人类发展史就是改造自然的历史，别忘了，若干年前，连心脏移植手术都不符合伦理和法律呢。转基因刚出来的时候，大众的反应也是恐惧和抗拒，现在呢？如果一定要顺应自然的话，我们既不能堕胎，也不能做试管婴儿，甚至不能用各种医学手段延缓衰老——因为当你不想变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反自然。那为什么这个反自然是好的，那个反自然就是坏的呢？时至今日，界定的标准究竟在哪里？
问题是，苏昂再次质疑，基因编辑一旦开放，平等就不复存在了。尖端技术始终是财富与权力的专享，富人都把自己的孩子拿去强化改造，变成某种超级人类，而穷人只得沦为下等人，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被拉大，技术成为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平等本来就不是天然存在的，艾伦平静地说，每次技术革新都会带来伦理挑战和阶层上的巨变，但人类也总会不断地协调解决，令社会趋于稳定。你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告诉我，她盯着苏昂的眼睛说，如果有办法修改基因，让你的孩子更健康、更美貌、更聪明，你真的能抵抗这种诱惑？事实上，你马上要做的这个PGS，其本质不就是一种基因筛选吗？用PGS技术来淘汰掉那些有基因缺陷的胚胎，让你的孩子在出生前就享有天然的优势？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公平？
苏昂怔住了，就像挨了一记耳光。她从未以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泰国IVF之行，然而扪心自问，尽管她言之凿凿地大谈什么平等与道德，可如果医生告诉她，经过PGS筛查后，你有5个健康正常的胚胎可供选择，而我们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得以确定，其中3号胚胎的基因尤为优秀，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不言而喻。
很多年前住在伦敦的时候，苏昂注意到一则本地新闻：一位带着婴儿的女子在Selfridges百货公司购物，中途婴儿饿了开始哭闹，女子吩咐经理去拿把椅子，然后坦然自若地坐下来，解开上衣开始哺乳。她的行为引发了不少争议：反方认为她众目睽睽下袒露身体有伤大雅，即使没有哺乳室，也完全可以找个更衣室解决问题；正方则认为第一时间哺乳是母亲和婴儿的权利，包括公共场所，需要规避的不是妈妈而是无聊的看客……无论如何，如今在苏昂的脑海里，那位女子的形象已与艾伦不可思议地合二为一——当然，她怀里的婴儿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完美无瑕的Frank和Stein，经过精心定制的全新人类。这是种古怪的、下意识的联结，或许来自苏昂凭直觉从艾伦身上抓取的特质，那些她自己并不具备的东西：敢于想象，勇于争取，不必隐藏，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局限，接受自己的野心，接受自己的不优雅与不道德，甚至接受自己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