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寿保险诈骗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艾伦在文中感叹，想想看吧，一个银行抢劫犯，平均只能抢到5000美金，这些钞票会被GPS追踪，然后他的脸会被枪指着，接着被判入狱；然而在保险诈骗中，你可能不会被逮住，没有人会用枪指着你的脸，也许你还可以获得从10万到100万美金不等的“收益”！
如果买的保险低于一个门槛，你很可能不会被追查，尤其是发生在海外的死亡索赔，保险公司往往倾向于与索赔人达成和解，以避免高昂的诉讼费用。只有当超过一定数额的可疑死亡索赔被归档时，调查员或私家侦探们才会跳上飞机，长途跋涉到犯罪现场，想方设法证明当事人其实并没有死。这些人要么极其容易被找到，要么根本找不到，没有中间地带——几乎所有的调查员们都如是说。
所以有些人真的消失了，苏昂的心停跳一拍，他们真的拿到了钱。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假死的当事人被找到，诈骗案被成功破解，但更多案件从未被起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没有支付赔偿金，公司就没有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他们不想在这个人身上花更多的钱，也不想将案件细节公之于世，给后来者犯罪灵感。至于执法部门，跨国调查取证是个非常昂贵和耗时的过程，他们通常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追究“未遂”的欺诈案件。之前提到的Kongsiri夫妇骗保案，只不过是用来“杀鸡吓猴”的少数案例之一。
如此说来，如果你有意伪造自己的死亡来赚上一笔，也许唯一的惩罚仅仅是索赔被拒？苏昂觉得匪夷所思。
显然艾伦也有同样的疑惑，但调查员们对此惊人一致地不以为然。他们告诉艾伦，真正的惩罚来自你“新生”的每一天。消失意味着与你此前的生活切断所有联系，你必须致力于保持隐身状态，就像一份终身的工作。一旦“死去”，你就再也不能使用信用卡，不能给家人打电话，不能毫无顾忌地走在街头，也不能使用过去的从业资格来赚钱谋生。带着现金过境将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机场安检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你的亲密关系不得不从头开始。从社会意义上说，你真的死了。你失去了你的身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必须适应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假死很难成功——我们就是无法切断与过往生活的联系，就像一个人很难挥刀砍断自己的手臂。
看看约翰·达尔文，他成功地导演了自己的死亡，在巴拿马“转世”，过着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然而对两个儿子的思念迫使他飞回英国自投罗网——心思缜密的他当然明白“失忆”是个拙劣的借口，只不过仍抱着侥幸之心；再看看Kongsiri夫妇，他们不但始终住在一起，还明目张胆地去机场迎接亲戚，并最终因为亲戚拍摄的录影带而败露被捕；还有更多不成功的案例，当事人往往“假死”不到一个月就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孤绝的状态，没有计划好“转世”之后的人生……
“归根结底，我们就是我们。”艾伦总结道，“即使我们幻想离开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别人。”
苏昂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几行字上。她的思绪飘散出去，落在苏梅岛上的那间小旅馆。Joy当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操作自己的死亡？她有没有改头换面？是否整天如履薄冰？她的家人是否知情？她成功了，对吧？但她是否如愿以偿地重塑了自己的人生？她如今究竟人在何处？
是的，Alex，Joy，他们是同谋，是骗子，是投机者，是冒险家。但苏昂的愤怒渐渐退去，一丝微妙的理解浮上心头。不只是因为她理解了Alex难以向她言明的苦衷，更因为她无法否认自己也有过同样疯狂放纵的幻想。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艾伦会写这篇文章，不是吗？消失，然后重新开始——也许顺便捞到一笔钱——这个想法有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美与诱惑。为什么媒体和大众对达尔文的案件如此痴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坚信戴安娜王妃、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活在人世？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内心幽暗深处的渴望？
许多人都有同一个幻想：搬到另一个地方，人生就会变好。现居地的大环境很糟糕，所以如果我搬到新西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在网上看着别人晒出来的美好生活，幻想自己身在别处，过着另一种人生。苏昂自己就常在Airbnb上搜寻那些漂亮的外国公寓——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佛罗伦萨、在菲斯、在里斯本……她会打开谷歌地图，长时间地端详附近的街道和建筑，想象着自己出现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