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类似于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我也更喜欢泉州而相对不喜欢厦门。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的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它已经是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
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车一路过是呼呼的风声。
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
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地感动。
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
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挫败感。
那个晚上也是。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那个夜晚，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
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地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
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开始说——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状态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很真诚地相信，从八年前父亲的中风起，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扛这个偏瘫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