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