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