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我的神明朋友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