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记得那是条长长的走廊，大理石铺就，再柔软的脚步踩踏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冷色的灯光静静地敷在上面，显得走廊更长、更深了。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们讨论着身上唯一，也是现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小心比较着各种细微的区别：“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气，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脚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还不行，但感到有股热流好像慢慢流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