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残疾
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