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问。
“不像是厂里的，没准是当地黑社会。”群青说。
“黑社会来弄我们干嘛，我们就拿了这么点货。黑社会那么小气啊。”我说。
“我觉得那几个人多半是搞错对象了。”小象说。
“那你说我们都心虚跑什么呢？”群青说。
“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想要跑吧！”小象说。
“你在日本没少打架吧？看你刚刚那架势，不是我们美校的做派。”我问群青。
“装装样子，现在虎口还是麻的。”群青说。
“我至少为采访贡献了精彩的结尾。”我说。
“我觉得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结尾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小象回答。
“要是按照电影情节的发展，刚刚那个人被群青打死了，我们在这里抛下车告别，各自消失在荒野，永远不会再相见。”我说。
“你别胡扯，那个人不会死的。而且这里是杭州，也不是荒野。”群青说。
“别那么严肃，哪里都可以是荒野。”我说。
“那天你抽到的签到底说了什么？”小象问群青。
“你真的相信这种东西？”群青问。
“就是因为不相信所以才问你啊。”小象说。
“但我也没太看懂，就说了螳螂啊黄雀啊之类的。”群青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小象问。
“原话不是这样，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群青说。
“真够无聊的。”我说。
“是啊，真够无聊的。”小象说。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这个采访上到底值得吗？”群青问小象。
“当然值得，你们等着瞧。”小象说。
“这种虚无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确定，可真羡慕你。”群青说。
“再给我一根烟吧。”我问群青。
“我的烟快没了。”群青说。
“我还有薄荷糖你要吗？”小象问我。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问。
“不知道，但我们一直顺着钱塘江，再往前可能就是入海口。”群青说着拿出地图。我们凑在昏暗的顶灯底下琢磨许久，对照工厂的位置和行驶的方向判断，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海宁观潮台的对岸，这时天已经彻底暗了下来，没有月亮，也没有潮水。
“我们要是在这里不走，说不定能看到巨浪。”我说。
“哪来的巨浪？”群青分给我一根烟。
“不知道，潮水是行星之间的引力造成的。”我在胡说八道，我觉得我的脑子摔坏了。
“操，油灯亮了。”群青说。我没搭理他，找出烟盒里最后一根烟。车门全部打开着，但是车一停下来就没有风了，密密麻麻的蜻蜓在低空盘旋，仿佛近处就将有一场风暴。而小象带着她的傻瓜相机跑出很远，闪光灯在黑暗里打出的光晕在我的视网膜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这一趟回来，我断了两根肋骨，轻度脑震荡，有阵子往右侧翻身就会头晕。因为必须在家里静养，吃喝全部依靠父母照顾，持续了一年多的谎言终于说不下去了，意志力也已经瓦解，便干脆从香港公司遣散说起，直到在杭州工厂被打，全部都告诉了家里人，中间一度说得情绪激动，却不敢停下来，怕一旦停下来，那股劲头就消失不见。说完最后后背发凉，等着大闹一场，但好久都没动静，回过神来，发现我妈背转身去，正轻轻擦去眼泪。弄成这样我特别难受，差点也要落泪。
之后老谢不听劝阻非要来探望我。酷暑天，抱着一只西瓜从地铁站走到我家，又爬了几层楼梯，一身臭汗站在我家狭小的客厅里，像退潮以后搁浅的海豹，满身泥沙。我父母本来就怀着对个体户的偏见，不太待见我那些所谓社会上的朋友，老谢横冲直撞的模样无疑印证了他们的疑虑，于是他们冷淡地打过招呼以后就回避了。老谢自己浑然不觉，放下西瓜以后，从包里掏出一套《战争与和平》说是给我解闷。之后他情绪激动，绕着沙发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堆，概括起来就一个意思，我和群青出名了。
“什么意思？怎么出名了？”我莫名其妙的。
“你们两个傻逼堂而皇之闯进外地黑工厂拿货，械斗之后抢了一批牛仔裤回来。”
“是不是群青跑你那里吹牛去了？械斗个屁，就是个乌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