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