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最后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有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需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覆等于是为他人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亦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地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绝不至像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铁路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需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钉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利权。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而不得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禨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慑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得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然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需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便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了出来，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亦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需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哪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了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用以外，对地方的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禨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路如何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铁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禨，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镜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需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禨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因为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老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京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被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座。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话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经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只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请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上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路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需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信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银子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是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至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历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有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账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这一点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禨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廷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既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做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辞，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能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哪知道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哪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资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未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大的作为？哪知事实并不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麐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麐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道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既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的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禨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禨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量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禨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做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奏折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禨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亦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禨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味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禨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哪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臣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起，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皙子，木公总听说过这个人吧？”
李盛铎知道杨皙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禨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皙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皙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账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皙子自己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匆匆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个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皙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作。”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二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摇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两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覆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施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禨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像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禨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定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覆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藉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藉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不作任何处置。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做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姐，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地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儿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麐，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拿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作“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藉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了。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前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学士荣庆，商部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禨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麐、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说。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府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像是提醒。
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绝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了！”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特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执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禨，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当然批示“照办”。
哪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事、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需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班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辞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麐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义和团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的人有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子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咚咚”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斗。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个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了可以用郡望、籍贯做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进城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呃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二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不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先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辞，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绝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并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拿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账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你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哪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藉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
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哪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是哪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