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像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绝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绝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绝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现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料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齐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覆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屈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廿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销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过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载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哪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漏。”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拿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覆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像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的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覆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覆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
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究，即日电覆。”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覆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廿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覆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龢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廿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覆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毙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廿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啵？”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的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做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箫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志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覆：“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绝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藉，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覆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覆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毙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覆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账房的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账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绝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哪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覆命了。”
“覆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覆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覆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覆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覆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当当”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账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绝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覆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覆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账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毙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账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覆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廿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覆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覆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廿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督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予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做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哪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哪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藉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浊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鲠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惧，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哪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侍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侍候他？”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微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而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廿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覆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