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对岸叫作宝月楼，是乾隆年间特为筑来给回部的容妃住的。”
“喔，喔，”张殿臣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从西长安街回回营那一带，往北看过去，皇城里头有座高楼，想来就是宝月楼了？”
“你说对了！当初拿宝月楼盖在那个地方，就为的是好让容妃凭栏眺望回回营的风光，稍慰乡思。”
“是！”张殿臣想了一会儿说，“宝月楼既在皇城根，总比较荒凉。我看，南面或许有办法。”
听这一说，王五精神一振，急急问道：“殿臣，你说，你是怎么打算来着的？”
“此刻还不敢说，你老人家知道的，我有个表弟在通政司衙门当差，家住双塔庆寿寺，那里可以做个接应的地方。”
这样渺渺茫茫的一句话，王五不免失望。但谭嗣同觉得，这多少也算一个头绪，不妨就从这一点上往下谈。
“我这个表弟最听我的话，倘或能够把皇上从瀛台救出来，就近在我表弟那里藏一藏，倒是很稳当的一个地方。”张殿臣说，“不过，以后可就难了！”
“以后是我的事。只要能救驾到令表弟那里，我可以请英国或者日本的使馆派车子去接。”
“好！”王五先将责任范围确定下来，“咱们就只商量从瀛台到宝月楼墙外那一段路好了。”
虽不过咫尺之路，但在禁苑之内，便如蓬山万重。张殿臣细细思量下来，提出两件必须做到的事。第一，是联络皇帝左右的亲信太监；第二，要买通奉宸苑中管船的人，因为皇帝要从瀛台脱困，只有轻舟悄渡。但如能在护军营中找到内应，那就一切都方便了。
谈到这里，已近午夜，王五突然想起，秦稚芬所托的事还没有交代。“荒唐！我从没有做过这种事！”他烦躁不安地出了一身汗，“我得赶紧到秦五九那里去一趟。”
秦稚芬一夜不曾睡。虽然城门一开，便另外派人到锡拉胡同，打听得张荫桓安然无事，但午夜时分，王五来访，谈到他在东兴楼所听来的，关于张荫桓得罪了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故事，大为担忧，就辗转反侧，通宵不能安枕了。
天色微明，便已起身。时候太早，还不便去看张荫桓，就去了，张荫桓上朝未归，亦见不着面，一直捱到钟打七点，到底耐不住了，关照套车进城。
到得锡拉胡同，张荫桓亦是刚从西苑值班朝贺了慈禧太后回府。一见秦稚芬，很诧异地问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为来看看。”
“大概没事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不会有事。”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哪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飙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哪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哪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做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哪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做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哪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覆奏—在七月廿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至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覆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覆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唯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藉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这等于以臣下审问皇帝。再狂悖的人亦知不可，唯有志在当太上皇帝的端王有落井下石的念头，嘴唇翕动想开口时，却晚了一步。
“你说啊！”慈禧太后冷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儿，你是皇帝，可也是我的儿子！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亲友邻居都可以出首告官，或打或骂。你是皇上，没有人能管你，可别忘了还有我！”慈禧太后看了一下，大声问道：“谁是‘宗令’？”
专管皇族玉牒、爵禄等等事务的衙门叫作“宗人府”，堂官称为“宗令”，下有左右两“宗正”。宗令向例派行辈高的亲王充任，此时的宗令是礼亲王世铎。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明知故问无非为了炫耀权威而已。
世铎一无所能，最大的长处是恭顺，听得这一问，未答先碰一个响头，然后高声说道：“奴才在！”
“传家法！”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慈禧太后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于是东面一行居首的庆王奕劻，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伏地碰头。其余的王公大臣亦无不如此，一时只听得砖地上“冬、冬”地响。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
这是为皇帝求情的表示，慈禧太后不能不卖群臣的面子。不过虽不再传家法，却仍旧要逼着皇帝开口。
“总有人替你出主意的吧？”慈禧太后再次警告，“你就护着人家不肯说，我也会知道。到那时候，我可再不能姑息了！岂止罚她，连她娘家人亦该罚！”
皇帝蓦地里警悟，原来慈禧太后疑心到珍妃了！情急之下，脱口说道：“是康有为、谭嗣同有那么个想法。不过，本意也只是兵谏，绝不敢惊犯慈驾。不然，儿子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你们听听！皇帝多孝顺啊！”
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做个伏笔。至此目的已达，她就振振有词了。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皇帝这样子胡闹，非断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咽了气，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闻不问？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慈禧太后拿块手绢擦一擦眼睛，又捂着鼻子擤了两下，接下去又说，“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几次起来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子辛辛苦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如今是怎么对待我？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养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见文宗？”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已有些语不成声的模样，皇帝则伏地呜咽，不知是愧悔，还是委屈。殿前群臣亦无不垂泪，可是谁也没有出声—有些人不便劝，有些人不敢劝，而有些人是不愿劝。
“这几个月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慈禧太后收泪说道，“从四月里以来，乱糟糟的一片，如今非切切实实整顿不可！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大小臣工的奏折，按日子先后开个单子送来我看。”
“是！”庆王与礼王同声答应。
“康有为一党，绝不轻饶！你们要赶快办！此外还有什么在眼前必得处置的紧要事件，军机处随时写奏片送进来！”
“是！”这次是礼王与刚毅同声答应。
略等一会儿，别无他语，便由庆王领头“跪安”退出，回衙门的回衙门，回府的回府，各随自便。唯有皇帝身不由主，仍旧被送回三面环水、一径难通的瀛台。
军机大臣回到直庐，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拿办康有为的党羽。可是，谁是康有为的党羽呢？
军机大臣一共六位，只有刚毅主张大大地开一张康党的名单。领枢的礼王并无定见；王文韶心里明白，不应多所株连，可是不愿开口；廖寿恒因为常在皇帝与康有为之间传旨，不无新党之嫌，不敢开口；敢开口的只有裕禄与钱应溥。
“子良，”裕禄很婉转地说，“政局总以安静为主，倘或搞得人心惶惶，未必就是皇太后的本意。依我的意见，康党有明确形迹可指者，不过四京卿而已！”
“寿山，”刚毅喊着裕禄的别号问道，“照你这一说，连张樵野都是冤枉的，应该请旨，马上放掉他？”
“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堂，”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
急急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急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分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炘，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炘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炘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像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哪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救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做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哪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做出京走避之计，以至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