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考虑了一下，摇摇头：“这会儿还不必。”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受之，劳你驾，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
“好！我自己去说。”
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浙江嘉兴人，军机章京出身，同治年间为曾国藩奏调出京，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钱应溥复回军机，由章京而“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由达拉密而超擢为军机大臣，为人明敏通达，笔下更是来得。荣禄觉得这件大事必须透过军机，而军机大臣中，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
庆王比较持重，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就是刚毅。此人籍隶镶蓝旗，在刑部当司员时，因为熟于律例，勇于任事，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外放为潮嘉惠道，升监司，当巡抚，所至有声，算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翁同龢以师傅之尊与亲，得君独专，颇为弄权。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大东沟一战，海军大败，朝局一变，恭王复起，翁同龢、李鸿藻再入军机，刚毅亦由于翁同龢的密保，由广东巡抚内召，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仕途中，这一步可是跨得大了！照道理说，应该感激翁同龢才是，然而不然！
翁同龢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亦很少疾言厉色。但以刚毅既是旧属，又有新恩，言语词色之间，当然比较率直。刚毅没有读过多少书，爱掉文而常念白字，提到大舜称为“大舜王”，只是识者摇头；将皋陶的陶，读如陶器的陶，也还不觉刺耳；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茶”毒生灵，草“管”人命，琅琅上口，这种笑话，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因而有一次，翁同龢忍不住当面纠正，刚毅面红过耳，唯唯称是，但心里引为大恨，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
到了这年春天，翁同龢因为赞助皇帝维新，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所以为跟翁同龢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落得个“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凄凉下场。而在荣禄下此杀手之时，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而荣禄并不感激，反觉此人刻薄无义，存着戒心。同时，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横行霸道的作风，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以至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竟如仇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件大事，不愿与他商议。
庆王见他态度坚决，便不肯多说，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亦仍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
就在这时候，慈禧太后已带着大总管李莲英、二总管崔玉贵，以及大批的太监、宫女，由宁寿宫出蹈和门，进苍震门到了“西六宫”之一的景仁宫。
景仁宫是珍妃的寝宫，亦是皇帝经常临幸之地。珍妃得报，心知慈禧太后的来意不善，深怕错了礼数，又遭谴责，赶紧出宫跪接。慈禧太后却理都不理，让李莲英搀扶着上阶入室，往正中所设的宝座上一坐，随即喊道：
“崔玉贵！”
“喳！”崔玉贵的嗓子雌音特重，加以高声应答，亢直尖厉，入耳令人心悸。跟在后面的珍妃不由得皱了皱眉。
不过，她总算抢了个先，越过捧着个大肚子的崔玉贵，跪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慈禧太后没有理她，偏着脸对崔玉贵喝道：“你们给我搜！”
搜什么是早就关照过的，崔玉贵又是嗷然一声：“喳！”回身招一招手，直奔珍妃卧室，抽出皇帝常用的一张书桌的抽屉，拿起来往桌上一倒，那些拆散了的钟表之类的杂物，仍旧一抹一扫归入原处，所有的文件，用块黄袱一股脑儿包了起来。
搜完书桌，又搜珍妃的妆台与枕箱，所获亦颇不少。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便可覆命，而珍妃仍然直挺挺地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
“带回去看！”慈禧太后又扬着脸问：“谁是这儿管事的？”
景仁宫的首领太监赶紧奔过来跪倒，自己报告：“奴才孙得禄给老佛爷磕头。”
“你主子不孝！打这儿起，停了‘月例’的首饰衣服，省得她成天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迷得皇帝颠三倒四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喳！”孙得禄大声答应，不由得转脸去看珍妃。
珍妃噙着两滴眼泪，却就是不掉下来。慈禧太后冷笑着问：“怎么着？敢情你还不服？”
“奴才都没有吭气。”珍妃回答的声音既快且急。
“你们听听！”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还跟我顶嘴！”
“珍妃哪里敢！”李莲英是怕慈禧太后过于生气，大家都不安逸，所以紧接着说，“主子谢恩吧！”
珍妃很识好歹，知道李莲英在维护她，倒不能不领这个情，便即碰头说道：“奴才有不是，尽管请老佛爷责罚，只求老佛爷别动气！”
“哼！”慈禧太后答说，“别口是心非吧！你们都巴不得我早死！老天爷有眼，偏教我硬朗，偏教你们不得遂心！”说着，霍地起立，为了表示自己硬朗，大步从宝座的踏脚上跨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外面传呼：“万岁爷驾到！”
皇帝是朝服阅完了“祝版”，回景仁宫来换常服，顺便要取几件臣下所上建议新政的密折，预备到养心殿召见轮班的“四京卿”。一到宫门，发现慈禧太后的软轿，想要抽身躲避已自不及，只能硬着头皮下轿入内。
进得宫门，就看到慈禧太后站在廊上，双膝便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
“起来！”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的慈禧太后说，“我有话问你。”
“是！”皇帝挣扎着站起身来。
“你要杀荣禄是不是？”
皇帝大吃一惊，不知道慈禧太后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消息，不过他立即想到，不宜也不能抵赖，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又是极难解释而又不能不答的一件事。人言藉藉，多说九月初皇帝奉太后巡行天津阅兵时，荣禄将有废立之举。只此一端，以皇帝的权力，便可先发制人，但如未奉懿旨，荣禄哪敢如此？所以持此罪状作为杀荣禄的理由，便等于表示与慈禧太后亦不能两立。
有此顾忌，语多窒碍，加以在积威之下，越发讷讷然不能出口。遇到这样的情形，慈禧太后向来不容他从容考虑，又问：“你是派谁去杀荣禄呢？是派袁世凯吗？我告诉你吧，人家把你给卖了。”
原来是袁世凯告的密！然则谭嗣同所建议的，派袁世凯兵围颐和园一事，慈禧太后当然亦知道了。转念到此，浑身发抖，牙齿震得格格作响。宫女们大都不忍看他这副样子，却又不敢转脸相避，只好垂着眼看地面。
“你算明白过来了吧！傻哥儿，你不想想，今天没有我，明天哪有你！凭你，就能压得住吗？走吧，跟我上西苑去！”
语气突然缓和了，可是谁都知道，并非吉兆。面如死灰的皇帝蹒跚起身，上了轿子，跟着慈禧太后向西，过了金鳌玉桥，折而向南，行近德昌门，太监来传懿旨，让皇帝在瀛台待命。凤舆却一直抬到勤政殿。
殿前朝房中，庆王、荣禄与全班军机大臣都在候驾。不一会儿“叫大起”—军机与其他大臣同时召见，于是礼王世铎领头，庆王居次，其余按官阶分先后，成单行缓步上殿。
行完了礼，慈禧太后开口喊道：“荣禄，袁世凯告诉你的话，你跟大家说了没有？”
荣禄跪行一步，向上回奏：“奴才已经说给礼亲王跟军机大臣了。”
“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像这样的询问，照例应由礼王答话，但他名为军机领袖，实际上只是摆个样子，很少在御前陈述一番见解，或者出个主意，遇到这样的大事，更不敢胡乱开口，只朝上碰头答道：“刚毅有话，跟老佛爷回奏。”
刚毅不待慈禧太后有何表示，便即大声说道：“新党胡闹得太不成话了！奴才等大家商量，只有请老佛爷重新把权柄拿回来，才能保住大清朝的天下。”
话说得粗鲁不文，不过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慈禧太后就全班军机大臣逐一指名询问：“王文韶，你是老人，有话尽管说！”
籍隶杭州的王文韶，早在二十年前就当过军机大臣，是他的老师沈桂芬所援引。沈桂芬一死，倒了唯一的一座靠山，结果为李鸿藻与清流所攻，而“云南报销案”中，王文韶受贿亦确凿有据，因而被放回籍。家居十年，韬光养晦，磨尽棱角，练就了一副与人无争的性格。他为人并不糊涂，只是一味圆滑，所以外号叫作“琉璃蛋”。上了年纪，双耳重听，慈禧太后说些什么，根本不晓。不过，他另有一套应付的办法，看上面目光下注，落在自己身上，便等慈禧太后闭口后，碰个头说道：“皇太后圣明！”
御前颂圣，绝无差错，慈禧太后换个人问：“裕禄，你看怎么样？”
裕禄是正白旗人，少年得志，三十岁就当到安徽巡抚，久任封疆，颇有能名。由四川总督内召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还不到三个月，于朝政尚未深知，但对外面的情形还算明白，当时答说：“如今列强环伺，务求安静。变法维新，原是老佛爷应许了皇上的，不过操之过急，窃恐生变。倘蒙老佛爷训政，让皇上凡事有所禀承，实为国家之福。”
“是啊！”慈禧太后颇有搔着痒处之感，“谁不巴望国富民强？皇帝要变法、要维新，只要不大离谱，我哪有不赞成的？只是听了康有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凡是老的、旧的，不管是不是祖宗的规矩，都说是坏的，那叫什么话？现在索性打从皇帝自己起，就要造反。”她停了一下又说：“有些话，我也不忍说，你们问荣禄，袁世凯跟他说些什么，你们就知道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放着清福不享，为什么还要劳神？实在是不能不管。我如果不管，就没有人能管了，譬如宫里，有人很不安分，皇后太老实，治不了那些人。我不管，成吗？”
“自然非老佛爷管不可！今天的事，这就算说定了，老佛爷也不必再问了，就请明白降旨吧！”
这一下，还有两位军机大臣钱应溥与廖寿恒，就失去了发言的机会。不过，在军机之外有个人，慈禧太后是非问不可的。
“荣禄，你们商量得怎么样了？”
“奴才拟了个上谕的稿子，请老佛爷的懿旨。”
此言一出，军机大臣除了钱应溥以外无不愕然，刚毅尤其不悦。“承旨”、“述旨”都是枢廷的大权，荣禄竟敢不遵规矩办事，太可恶了！
然而想到他是面奉懿旨办理，料知争不过他，只能瞠目而视，无可奈何地看荣禄将旨稿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识得笔迹，是出于钱应溥的手笔，看完觉得满意，但并不发下来，只点点头说：“写得很好！我让皇帝看一看，回头再叫你们。”
于是礼王领头行了礼，暂且退朝。慈禧太后就在勤政殿后休息，进用“茶膳”，指派李莲英拿着旨稿到瀛台去见皇帝。
瀛台在勤政殿之南，三面临水，台南边儿红蓼白苹、绿水潋滟的一片大湖，就是三海之一的南海。李莲英过了桥，便有小太监迎了上来，问知皇帝在补桐书屋休息，一直便奔了去，不必通报，上了台阶便喊：“有懿旨！”
正在屋中发怔的皇帝，听得这一声，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堂屋，向上跪了下来。
于是李莲英亦踏了进去，在上方东首一站，朗声宣道：“奉懿旨：有上谕一道，交皇帝朱笔抄一遍。”
这是常有之事。慈禧太后每每用皇帝之名降旨，而由皇帝亲笔朱书，掩盖假借的形迹。不过通常总是当面交付，或者由李莲英送了稿子来，甚至有时只是口述大意，要皇帝自己作文章。授受之间，不拘形式，独独这时如此郑重其事，皇帝心知大事不妙了。
等他站起身来，放下了黄匣子的李莲英才给皇帝请安，口中说道：“万岁爷请里面坐吧！”
“谙达！”皇帝对李莲英的这个称呼，算是一种“尊称”—皇帝称授读的老师，如是汉人而授汉文，叫作“师傅”；旗人而教满洲话、蒙古话，或骑射、礼仪之类，就用满洲话叫“谙达”。而皇帝此时叫李莲英的这一声“谙达”，语音中充满了求援的意味：“你可得帮着我一点儿！”
“万岁爷怎么说这话？奴才能调护的，不敢不尽心尽力。不过，奴才也实在很难。唉！”李莲英微微叹口气，“无事是福！”
说完，一手挟起黄匣，一手搀一搀皇帝，陪着进了书房，将黄匣子打开，放在书桌上。
皇帝就站在那里拿起旨稿，默默念道：“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一面念，一面身子已经发抖，念完，面如死灰，双足想移向近在咫尺的椅子都有些困难了。
李莲英急忙将他扶着坐好，铺纸揭砚，取一支笔递向皇帝，口中轻轻说道：“且敷衍过了这一关再说。”
“谙达，”皇帝很吃力地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万岁爷不必问了。千错万错，错在昨儿个不该召见袁世凯！”
“真是他！”皇帝失声说道，“真的是这个奸臣告的密！”
“这，奴才可不知道了！”李莲英拿笔塞到他手里，“早点儿覆命吧！”
皇帝茫然地提笔写那道朱谕，写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那一句，豆大的两滴眼泪落在纸上，渗成一片红晕，鲜艳欲流，就像珍妃颊上的胭脂那样。
这道朱谕一交到军机手里，大权便算正式移转了。作为“首辅”的礼王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该不该给皇太后递如意啊？”
皇太后、皇帝有值得庆贺之事，譬如万寿等等，大臣照例要“递如意”。如今慈禧太后训政，权柄复归掌握，说起来是件喜事。可是脑筋稍微清楚的人都在想：如果给慈禧太后递了如意，可又给皇帝递什么呢？
王文韶就是这么在想，不过他的手段圆滑，看大家不作声，只好这样答说：“到初八行礼朝贺，再递如意也不晚。”
“夔石的话不错。”庆王出言附和，叫着王文韶的别号说，“先上去看看再说。”
“可总得有两句门面话啊！”
“王爷这你就甭管了！”刚毅自告奋勇，“回头我来说。”
于是，一面找“达拉密”来行文内阁，将那道朱谕化为“明发”，以便“天下臣民”共知其“福”，一面“请起”。
这一起，仍旧是“大起”。等行完了礼，刚毅精神抖擞地说：“老佛爷大喜！多少年以来，到底见了天日了。如果是早有老佛爷掌权，也不至于受洋人那样的欺侮，让新党这等的胡闹！”
“我也是万不得已！”慈禧太后蹙眉说道，“皇帝是多少年来听信了奸人的话，糊涂得离谱了。第一个罪魁祸首是康有为，这个人万万容不得他！”
“是！”刚毅立即接口，“奴才等请懿旨，立即拿交刑部，严刑讯问。”
慈禧太后点点头，问：“听说他还有一个胞弟在京里？”
“是！康有为的胞弟叫康广仁，弟兄俩同恶相济，请旨一并拿问。此外，”刚毅又说，“所有新党，应该一律严办，除恶务尽，以肃纪纲。”
“罪有应得的，当然不能轻饶。不过，也别太张皇了。”
听得这话，荣禄立即碰头说道：“老佛爷真正圣明。如今大局初定，一切总以安静为主，奴才斗胆请旨，眼前只办首恶。”
“这话也是！”慈禧太后问道，“康有为是谁保荐的？”
“保荐康有为的人可多了……”
一语甫毕，荣禄抓住他语声中的空隙，抢着说道：“保荐康有为的，是山东道御史宋伯鲁，请旨革职。”
“可以！”慈禧太后正式做了裁决，“康有为、康广仁即刻拿交刑部，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
于是军机承旨退出，请来在德昌门朝房中待命的步军统领崇礼，由刚毅当面下达懿旨，即刻逮捕康有为兄弟，捆交刑部。崇礼是早有预备的，回本衙门点起三百兵丁，亲自骑马率领，直扑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团团围住。哪知康有为奉旨筹办官报，已经在前一天出京，由天津上了去上海的海晏轮了。
“那么，”崇礼问道，“谁是康广仁？”
已被抓了起来的康有为的两个门生、三个仆人，面面相觑，无从回答，却有个会馆长班，曾为康广仁打过一个嘴巴，此时想起前仇，恰好报复，大声答说：“康广仁在茅房里！”
带着兵去，一抓就着。崇礼疑心康有为出京的话不实，下令大搜，就在这逐屋搜索之际，消息已经传到谭嗣同那里了。
谭嗣同是刚卸任的湖北巡抚谭继洵的长子，湖南浏阳人，所以住在离米市胡同北面不远裤腿胡同的浏阳会馆。“四京卿”依照军机章京当值的规矩，亦分两班，他与沈葆桢的孙女婿、康有为的弟子、福州人林旭是一班，这天轮休，正在寓处与来访的康门大弟子梁启超商量如何筹办译书局。听说南海会馆出事，梁启超还有些不安的模样，而谭嗣同却是声色不同，只说：“这也在意料之中。且等一等，刘、杨二公必有信来。”
刘是刘光第，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原职刑部主事；杨是杨锐，也是四川人，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特加识拔的门生。这两人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特荐，与谭、林同被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此刻正在内廷当值，有此剧变发生，自无不知之理，亦无不飞函告变之理。
果然，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气喘吁吁地赶了来，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便是那道慈禧太后自即日起训政的上谕。
“此局全输了！”谭嗣同惘惘然地对梁启超说，“卓如，我们四个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奉旨‘参预新政’，太后训政，当然仍复其旧，谈不到新政，我亦就无事可办，闭门待死而已！不过，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卓如，你犯不着牺牲，不妨投日本公使馆，请伊藤博文打电报到他们上海领事馆，安排你出洋，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起。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刚在前一天为皇帝召见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很同情中国的新政，当然会营救他出险。不过，“复生，你呢？”梁启超问。
“我不能走！原因很多。最明白的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朝廷一定责成家父交人。你想，不肖能累及老亲吗？”
“是！”梁启超肃然起敬地说，“复生，倘有不测，后死者必有以成公之志。”
“正是这话！”谭嗣同欣然微笑，握着梁启超的手说，“吾任其易，公任其艰。”
看到谭嗣同处生死之际如此从容，梁启超反觉得迟徊不忍是感情的浪掷。因此，庄容一揖，挺起胸来，大步而去。
谭嗣同望着窗外，凝神片刻，由他的正在奉召来京陛见途中的父亲，想到此时不知如何在受慈禧太后磨折的皇帝，很快地作了一个打算，招手将侍立一旁愁眉苦脸不断搓着手的老仆谭桂唤到面前，有些要紧话嘱咐。
“你先不要着急！”他先安慰谭桂，“着急无用。你记住，倘或我被捕，你不要去乱托人，于我不见得有好处，反而连累别人。你只去找王五爷好了，一切都听他的。”
“是！”谭桂问道，“是先禀告老爷，还是瞒着老爷？”
“瞒是瞒不住的，禀告也不必禀告。”谭嗣同说，“你先去通知王五爷一声，请他在家听我的信，千万不必来！别的话，等你回来才说。”
等谭桂一走，谭嗣同立刻关紧房门，取出一盒上海九华堂笺纸铺买的信笺，仿照他父亲的笔迹，提笔写道：“字谕同儿知悉……”
他是在伪造家书。用他父亲的语气谆谆告诫：第一，勤慎当差；第二，不可多事；第三，尊敬老辈。而再三致意的是，务必相机规谏，凡事请皇帝禀承慈训，示臣民以孝治天下，则天下无不治。他是怕连累老父，预先为谭继洵留下免于“教子无方”的罪过的余地。
这样的家书，一共伪造了三封。写完已经下午三点钟，朝中办事的规矩，黎明起始，近午即罢，哪怕最忙的军机处，到了未时—下午两点，亦无不散值。这天情形虽然不同，但如有严旨，缇骑亦应到门，至今并无动静，大概不要紧了。
他很想出门去打听打听消息，却又怕一走便有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来，那就不但惊惶骚扰，累及无辜，而且可能落个畏罪逃匿的名声，是他不甘承受的。这样一转念，不但不出门，反将房门大开，表示坦然。
他单独住一个院子，平时门庭如市，访客不断，这时虽然房门洞开，却绝无人来。这倒也好！“偷得浮生半日闲”，他吟着这句诗，静静地收拾诗稿文件，都归在一个皮包里，思量着托一个可共肝胆的朋友收存。
转眼天黑，谭桂也回来了，低声说道：“王五爷先不在家，他也是听得风声不好，找内务府的朋友打听消息去了。王五爷说：今晚上请大少爷不要出去，房门不要关，他回头来看大少爷。”
“嗯，嗯，好！”谭嗣同问，“家里寄来的腊肉还有没有？”
“还多得很。”
“王五爷爱吃我们家的腊肉，你蒸一大块在那里，再备一小坛南酒，等他来喝。”
谭桂如言照办。到了二更以后，估量客人随时可来，预先将不相干的男仆都支使得远远的，只他自己与谭嗣同的一个书僮小顺，悄悄在廊下侍候茶水。
这天已近上弦，一钩新月，数抹微云，暗沉沉的梧桐庭院中，只有谭嗣同书房中一灯如豆。谭桂想起这个把月来，无一夜不是灯火通明，笑语不绝，总要到三更以后，访客方始陆续辞去。谁知旦夕之间，凄凉如此！忍不住眼眶发热，视线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