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娈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像“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像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猥琐，怎么样看也不像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征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狷介鲠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整顿度支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账。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账，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账目看起。
看账的样子像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账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账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账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账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账，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座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像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积弊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苛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账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绝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账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灿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像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吏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哪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账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
“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哪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哪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哪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生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的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账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账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像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像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像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咨嗟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侍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哪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未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胁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哪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龢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覆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账来给我瞧瞧！”
“这哪里会有账？”
“原来没有账？”阎敬铭说，“那将是混账！”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厉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云南报销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份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章，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子。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关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保内幕不会泄漏。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联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
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支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份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军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是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账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绝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天象示警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间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
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藐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风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像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诬蔑大臣，这个风气绝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龢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龢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覆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像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龢，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龢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龢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龢。
翁同龢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龢问道：“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漏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哪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龢就在宗人府商议覆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清流搏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顺天祥账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起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像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晃脑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藉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上谕下来了，发抄原折以外，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值，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需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龢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龢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力振纪纲
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需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侍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哪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需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覆”。
覆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绝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哪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风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哪一项可以报销，哪一次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来等案内所有涉嫌人犯到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迭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账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做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飏，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覆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覆，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值”。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也有一派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地，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做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龢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龢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也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绝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常熟大用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龢、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龢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龢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祜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祜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龢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龢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龢。
翁同龢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需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哪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绝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龢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龢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龢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乘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龢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至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龢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龢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哪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龢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龢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龢、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哪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做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交通宫禁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风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哪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绝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至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龢。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龢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绝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到京里。翁同龢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龢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
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白简红裙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做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作“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鱼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鱼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作“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姑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浦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覆命，绝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需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需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像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谕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作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覆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