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以后，慈宁宫出了件离奇古怪的事。
慈宁宫是大行皇太后金匮安奉之地。一日三次上祭，喇嘛唪经，皇帝奠酒，由恭理丧仪大臣轮班照料。这天午奠，是惇王、恭王、宝鋆和翁同龢在场，当然也还有“内廷行走”的官员在当差。
不管是多大的官儿，在慈宁宫这样尊严的地方，当着“礼绝百僚”的亲王的面，都是哈腰垂手、必恭必敬的样子。却独有一名年轻官员背着手，仰着头，随意散步似的，踏上慈宁宫的台阶，见到的人无不诧异，亦无不厌恶。
“站住！”恭王喝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略微停了一下，看一看恭王，扭过头去不理，依然负手闲行，顾盼自如。
“问你话！”恭王的声音提高了，“你是哪个衙门的？”
问到他的衙门，他越发神气了，斜睨着恭王，矜持地微露笑意，意思仿佛在说：你也配问我的衙门？
恭王大怒，“混账东西！”他戟指骂道，“替我滚下去！”
这一下，那人才有些着慌，站住脚一望，发觉有五六条汉子——恭王的护卫来撵，急忙三脚两步下了台阶，往慈宁宫边门直奔。
“去查！是什么人，这么荒唐！”
等查了回来，才知道问到他的衙门为何那样得意。他的衙门最清贵：翰林院。他自己就是翰林，翰林院编修唐景崶。
“还是翰林？真正岂有此理！”恭王问道，“哪位知道这个人？”
翁同龢知有其人，但不甚了解他的家世，便答了句：“佩公知道，唐景崶是佩公的门生。”
于是将在殿内察看祭品的宝鋆找了来问，才知道唐家三兄弟，广西灌阳人，都是翰林出身。老大叫唐景崧，咸丰十一年的解元，同治四年点了庶吉士，那一科会试，宝鋆是副考官。光绪三年会试，宝鋆则是正考官，唐景崶就中在这一科。还有个老二叫唐景崇，则是同治十年的翰林。
“荒谬绝伦，非严参不可！”恭王即时找礼部的司官，吩咐具折参奏。
宝鋆不响，出了这样荒唐的门生，自觉老脸无光，不便替唐景崶讲话。其余的人，事不干己，又逢恭王盛怒，当然亦不会为唐景崶讲好话。
但翰林院的人，却不是这么想法。尤其是最好出风头的张之洞，邀了脾气很戆直的詹事府少詹事朱逌然，守在慈宁宫门口，等翁同龢散出来，拉到一旁，大办交涉。
“此人何罪？”张之洞说，“他如果不来行礼，又如之奈何？而况慈宁宫的中门还未开，不算行礼的时候，就没有失仪的罪过可言。老世叔，你得主持公道。”
“是不是因为他冒犯了恭王？”朱逌然接口说道，“大家都是缟素，没有朝珠补褂宝石顶可以识别。岂不闻不知者不罪？”
翁同龢知道这件事很麻烦。恭王也有礼贤下士的名声，这十几年来，经过许多大风大浪，磨得火气已平，难得有疾言厉色，而这一天盛怒不息，是动了真气，只怕很难有人能将它压了下去。
不过，从沈桂芬一死，他隐然以继承衣钵，为南派魁首自命。事实上王文韶虽在枢廷，并不为士林所重，环顾朝班，能与李鸿藻成南北对峙之局，相与周旋的，亦确有舍我其谁之感。因此，他不能率直拒绝。
他并不喜欢张之洞，觉得他沽名钓誉，外清流而内热中，亦可以说是外风雅而内庸俗。当然，这也因为张之洞是李鸿藻一系的第一大将，天生敌对的缘故。但唯其如此，他反不能不接受张之洞的要求，因为这是表现“宰相度量”的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他没有把握，所以语言很淡，“我尽力就是。”
翁同龢确是尽了力，先向惇王进言，说是公论不以唐景崶为失仪，新进不知宫内规矩，而且服饰上分辨不出尊卑，亦不是敢有意藐视亲王，可否免参。
“很难。”惇王大摇其头，“我也跟我们老六说过，不必多事。不过他有他的看法，认为非严参不可。”
“喔，”翁同龢问道，“六爷的看法如何？”
“你也可以想得到的，外面谣言一定很多。他认为姓唐的绝不是无意，而是有意想闯进去看看——其实，这会儿还看得到什么？不过姓唐的其心可诛而已。”
“其心可诛”四个字，最难辩解，翁同龢便换了个说法：“唯其有谣言，不宜横生枝节，反引起格外的猜疑。”
“不然。唯其有谣言，不能不严参，好让大家知道顾忌。”
这是杀鸡骇猴的手法。有此作用，更难挽回，但当然不能就此罢手，“不知道六爷以何名义奏劾？”他问。
“这还没有定。也许是他一个人出面，也许恭理丧仪八个人合词具奏，回头还得商量。”
“合词具奏，未免太重视其事了。”翁同龢说，“能免还是免了吧。五爷一言九鼎，总要仰仗大力斡旋。”
“回头再说好了。”
到了四点钟，该是申祭的时候，宝鋆和李鸿藻从军机处相偕而来，一见翁同龢，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这就是说，恭王执意要参。翁同龢心想，连李鸿藻都无法回护，自己尽了这番心力，也可告无罪了。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李鸿藻无能为力，自己就更不应该放手，倒要让那班后进看看，谁是爱士重士，肯替他们说话的。
因此，他便很注意劾奏的“折底”。底稿是礼部的司官所拟，送到恭王面前，他略看一看，便伸手要笔。
一见这动作，翁同龢赶紧走了过去。只见恭王将事由上“误上慈宁宫台阶”的“误”字圈掉，奋笔改了一个“擅”字。
这一字的出入甚大，翁同龢便劝说：“六爷，是擅是误，请再斟酌。”
恭王怫然搁笔，“你当时不也在场？”他带着责问的盛气，“如果不是擅上，何以那样子目空一切？”
“他散馆不久，不大懂规矩。”
“翰林是读书人，读书人不懂规矩，什么人才懂规矩？”
说完，恭王重新拾起笔来修改折底，不理人了。翁同龢碰了个钉子，自觉难堪。但维护后辈的本心，也就在碰这个钉子之中，表露无遗，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这个钉子碰得也还值得。
结果，劾奏唐景崶是由恭王单独出面，照例发交吏部议奏。这个罪名可大可小，看人而定，翰林、御史总比较占便宜，同时也顾忌着清流会抱不平，惹出麻烦，所以定了“罚停差使九个月”的处分，因为是“私罪”，不准抵销——翰林全靠各种“考差”滋润，唐景崶在这一年内，就不用想派到任何差使，是比罚薪稍重的惩罚。
回到家，翁同龢想想自己所碰的那个钉子，究竟不大舒服。以尚书之贵，师傅之尊，竟连一个字的主都做不动，传出去毕竟不好听。他也到底还有些读书人的脾气，想到“立朝有声”这句话，颇为懊悔，觉得当时应该据理力争才是。
因此，在内阁议大行皇太后尊谥的时候，他侃侃而谈，显得很有风骨——清朝仪制，皇太后的尊谥是十二个字，开头用“孝”。头一个字用“孝”，第十个字用“天”，最后一个字用“圣”是一成不变的；其余九个字中，在原有的徽号中保留四个，新拟的只有五个字，而以第二个最重要，内阁拟了两个字：钦、肃。
翁同龢一看便摇头，大声说道：“‘贞’字是始封嘉名，‘安’字是二十年徽号，这两个字不可以改。”
大行皇太后最初封为贞嫔，这就是所谓“始封嘉名”。翁同龢的意思，要用“孝贞”，而在以下的十个字中，还要保留穆宗最初所上徽号“慈安”的“安”字。但是内阁所拟的“钦”字，是有来头的。
“‘钦’字是恭王定的。”宝鋆说道，“还是用‘钦’字吧？”
这给了翁同龢一个“立朝有声”的机会，“这岂是亲王所应该主议的？”他理直气壮地说。
拟谥是大学士之事。翁同龢的话，使得宝鋆语塞，于是东阁大学士左宗棠、体仁阁大学士全庆、协办大学士灵桂和武英殿大学士宝鋆重新聚议。宝鋆仍旧要用“钦”字，却没有人附议，因为翁同龢的话，是尊重大学士的职权，旁人尚且如此，自己岂可不尊不重？
就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起而声援：“贞者正也！当时就含有正位中宫之意。而且是文宗所命，绝不可更改。”
“说得有理。”左宗棠大为赞赏，“该用‘贞’字。”
内阁五相，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为首，他不在京里，便数左宗棠的资格最深，因此，他说“有理”便有理，决定开头四字用“孝贞慈安”。中间四个字又是翁同龢的意见，说慈禧太后的徽号中亦有“端康昭庄”的字样，应该避免，建议用“裕庆和敬”，最后四个字则用“仪天佑圣”。大家同声称善，定议具奏。
唯一不以为然的是宝鋆，深深感到左宗棠对他是威胁。在军机处，左宗棠好发高论，话不投机，在内阁又压在他上面。而亲藩朝士，总以为左宗棠有大勋劳，将他捧得高高的，这更使宝鋆心里不舒服，觉得非将他排挤掉不可。
“左季高虚名盗世，肚子里一团茅草。”他对翁同龢说，“我真懊悔做错了一件事。”
“怎么？”
“当初不该作那首诗送他。”宝鋆说道，“将来我印诗集，一定要拿那首诗删掉。”
翁同龢不作声。在他看，左宗棠诚然名实不甚相副，而宝鋆也实在不能令人佩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不如局外静观为妙。
慈禧太后虽在病中，思虑依然十分细密。中俄交涉告一段落，西北、东北，一时可保无事。她决意筹划海防，特召李鸿章进京陛见，决定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派左宗棠幕府中最见信任的刘璈为台湾道，整顿台湾防务。同时电知驻德国使臣李凤苞，在原已订造的铁甲舰“定远”号以外，再加订一艘，取名“镇远”。此外决定了禁烟的政策，这是左宗棠所坚持的主张，李鸿章亦很赞成，因为“寓禁于征”，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增加“洋药”税捐，可以充裕海防经费。
就在这洋务上积渐开展之际，慈禧太后的病势日有起色，过了端午，精神更是一天比一天好。军机奏事，本来多用简单的“奏片”，此时又恢复召见，不过还不能每天见面而已。
人事如此，而天象仍然示警。六月初一夜里，发现彗星出现在西北，这是人人厌恶的“扫帚星”，而且连朝不绝，初二、初三继续出现以后，到了六月十二又见，因此震动朝廷。
于是钦天监这个冷衙门，突然“热”了起来，根据星变占验，参以史书，说是“主女主出政令”。
钦天监是惇王所管，一听这话，大为皱眉，慈禧太后刚独专垂帘的时候，说“女主出政令”，不就等于说是“扫帚星主国政”？
“《宋史·天文志》是这么说，有书可查的。而且宋朝多贤后，‘女主出政令’并非坏事。”
这话也有理。惇王做事，不喜深思，便点点头说：“出奏。”
奏折一上，有人知道其事的，惴惴然为惇王及钦天监的官员捏着一把汗，怕触犯忌讳，惹得慈禧太后震怒，降旨申斥，甚或治罪。
谁知不然。慈禧太后认为话说得不错，现在确是“女主出政令”。在她看来，自己的当权，既然上应天象，就正可以居之不疑。反倒是钦天监的官员，越想越不妥，重新深究，上奏更正错误：“彗星出六甲、入紫微、主水、主刀兵”，并非主“女主出政令”。
不论如何，星变总是天象示警，君臣皆当诚意修省，感格天和。于是“翰林四谏”之一的詹事府左庶子陈宝琛，上奏以“星变陈言，请斥退大员”，首攻宝鋆，次攻吏部尚书万青藜，再加上一个左副都御史程祖诰。
由于上年太监与护军在午门殴斗那一案，慈禧太后对陈宝琛、张之洞是刮目相看的。张之洞新近放了内阁学士，已是二品大员。陈宝琛虽未升官，但他的奏折，慈禧太后是一定看完的，认为说得很恳切，所以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将折子交给恭王，首先就指示：程祖诰应该开缺。
这就是表明了她重视原折之意。既然程祖诰开缺，则以彼例此，足见陈宝琛所弹劾的人都不称职，万青藜和宝鋆亦应该“斥退”。恭王自然觉得为难，因为宝鋆是他所必须回护的。
想了一下，他从万青藜说起：“万青藜效力有年，调任吏部以后，公事亦无贻误。不过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是有的。”
“这还在其次。”慈禧太后说，“这几年参万青藜的人很不少，尤其是翰林居多。他这个样子‘掌院’，只怕没有什么人听他的。”
“是。”恭王乘机说道，“臣的意思，开去‘翰林院掌院’的差使好了。”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勉强同意，为万青藜保留了吏部尚书的本缺。
这就要谈到宝鋆了。他疑心陈宝琛是受了李鸿藻的指使，想结纳左宗棠，将他排出军机，因而不等恭王开口，先就自己乞退。但却有一套意在言外的措词。
“奴才的精力也不济了，常时奏对，腰脚不便，起跪都不利落。”这是暗指着左宗棠而言，他自己起跪利落得很，“奴才蒙皇太后、先帝、皇上的恩典，管了十几年的钱，几次大征伐的军费，又有几次大典的花销，左支右绌，处处作难。这些苦衷，皇太后圣明，无不洞鉴。只是外面人不原谅，常常出些好大喜功的花样。奴才既然替朝廷管着荷包，不能不看紧点儿。因此得罪了好些人。奴才自己亦觉得才具平常，难胜烦剧。求皇太后、皇上的恩典，开去一切差缺，容奴才偷闲几时。”
这后半段话也是指着左宗棠说的。慈禧太后一听就有数了，宝鋆是跟左宗棠不和。但是，她不相信陈宝琛是为了左宗棠劾奏宝鋆，所以一开口就说：“国事艰难，总要和衷共济才好。”
“是！”宝鋆答应着。
“陈宝琛的话很切实，说得稍微过分的地方，也是有的。”慈禧太后对恭王说道，“你们拟旨，总要拿人家一片求好的心叙进去，不能挡住了言路。”
这就是说，宝鋆是没事了，但并不是说他没有错处。原折一共奏劾了三个人，一个落职，一个免了一项差使，再加上一番责备宝鋆的话，对陈宝琛的面子也很可以敷衍了。
于是，恭王答道：“宝鋆在军机多年，没有什么过失，陈宝琛说他‘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不过既然言路上有这样子的批评，总是宝鋆还有不能跟人和衷共济的地方，才惹起闲言闲语。今后，宝鋆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不错。就照你这意思拟旨好了。”慈禧太后又说，“宝鋆精神还很好，还很可以好好当几年差。”
“是！”宝鋆这一声答应得很响亮，显得中气十足。
一场宦海风波，在宝鋆来说算是过去了。但他不能心平气和地照上谕所说的“恪矢公忠，和衷共济”，为了报复，指使一名叫文硕的内阁侍读学士，翻出一件老案来参劾左宗棠和杨岳斌。
这件案子起于一个月前，湖南巡抚有个奏折，抄附了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的一通咨文，是为了他初督陕甘，剿办回乱时，曾经委了一个道员王梦熊，就地劝捐，接济军粮，照例应该奖励，但迄今十余年未办，请由现任陕甘总督，查案给奖。
就表面看，其事甚小，军机奉旨：“着湖南巡抚咨行陕甘总督查明办理。”案子便算了结。而文硕却以此为由，大做文章，说王梦熊当初劝捐未曾核奖，是因为左宗棠与杨岳斌不和，接任陕甘总督以后，有意积压。本来是件没有什么多大议论可发的事，而有意苛责，加以文字拖沓，竟有三千字之多。最后为了表示无所偏袒，特意指责杨岳斌以卸任总督为湖南巡抚的部民，有所陈诉，当用呈文而不该用咨，请一并“量予示惩”。
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有“已革道员王梦熊”的字样，便觉得不该给奖，再看下去，越觉厌恶，便丢在一边，而心里疑惑，不知道文硕何以要上这个折子。是不是跟左宗棠有什么嫌隙，还是出于什么人的授意。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先问恭王：“内阁侍读学士文硕，这个人怎么样？”
恭王连这个名字都还是第一次听到，便老实答道：“臣不知道这个人，等查明了回奏。”
慈禧太后看着宝鋆和景廉问道：“你们俩，知道不？”
景廉是知道的，但慈禧太后问到此人，其意何在，茫然莫测，不敢造次，好在班次在后，不妨等宝鋆回答。
宝鋆不能不回答，“文硕是正红旗，进士出身。”他说，“平日有痰疾。”
“他是哪一科的？”
“同治四年乙丑科。”
“那一年会试，”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仿佛记得你也入闱了？”
“是！”宝鋆答道，“臣跟贾祯、谭廷襄、桑春荣一起赏的考差。”
“他上了个折子。”慈禧太后这才将文硕的折子交下来，“啰哩啰嗦几千字，我没工夫看它！鸡子儿里挑骨头，干吗呀？你们看看，该怎么驳？”
原折甚长，只好带回军机处去看。左宗棠一看就生气了，他正在发风疹，一面搔爬不停，一面便大骂王梦熊。
“这一案跟我毫无关联。”他大声说道，“王梦熊什么东西，假公济私，捐款都入了荷包。只有杨厚庵这种老实人才会重用他。陕甘我跟杨厚庵不是前后任，中间还隔着一个穆图善。王梦熊贪污有据，革职查办是在穆任，我接事以后，自然照规矩办。王梦熊不敢到案，逃匿无踪，案不能结，何来核奖？王梦熊这两年一再呈控，都察院已经驳回。听说王梦熊已经逃回湖南，应该降旨，责成湖南巡抚衙门逮捕归案，切切实实查明究竟。”说到这里，他收不住口，又溜到题外了：“文硕虽有痰疾，这个折子倒不能看作痰迷心窍，一定受了什么人指使。请王爷彻查。”
若说有人指使，自是宝鋆。左宗棠的弦外之音，恭王自然明白，便摇摇手说：“算了，算了！十几年的老案，还翻它干什么？驳了就算了。”
接着恭王派苏拉找了达拉密来，口授大意，写出来看是这样驳覆：
据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奏：此案悬搁多年，左宗棠在任日久，有意积压，请量予惩治等语。查各省督抚办理事件，原应随时速结，然其间迟延时日，未经办结者，亦所时有。文硕所称左宗棠因与杨岳斌各持门户之见，有意积压，回护弥缝，并杨岳斌系在籍绅士，应呈明湖南巡抚，不宜率用咨文，均属任意吹求，措词失当，所奏着毋庸议。
这样驳覆，左宗棠还不满意，认为文硕应受申斥。李鸿藻便劝他，说是朝廷广开言路，所奏即有失当，不宜轻言斥责。左宗棠才怏怏不语。
回家以后，还不肯罢休，派人去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文硕是受了王梦熊的贿，有意想借此因由翻案卸罪。而文硕敢于出此，一半也是因为有宝鋆在替他撑腰。
“不能干了！”他跟他左右说，“宝佩蘅蓄意排挤，我不能受他这种窝囊气。告病！”
左右苦苦相劝，左宗棠执意不听，而且也真的气病了，风疹大发以外，头面手足浮肿，加以天气炎热，中了暑气，胸膈不舒，头晕耳聋，只好上奏请假，奉旨赏假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