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哪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当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账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账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账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遣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像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像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份，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愿心，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像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情事，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覆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覆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覆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
“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澈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的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