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马斯克走出一间会议室，与罗思和斯皮罗会面。他们站在零食吧的公共区域，周围的人走来走去，让罗思感到很不自在，但他还是讨论起“马斯克任性恢复推特账号”的问题。“那么，你就当这些是‘总统赦免’的人行不行呢？”马斯克问道，“宪法里规定这样做没问题，对吗？”
罗思看不出来马斯克是不是在开玩笑，他承认马斯克有权任意发布赦免令，但他问道：“如果别人也违反了同样的规则怎么办？”
“我们不是要改变规则，我们是在赦免这部分人。”马斯克回答。
“但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不是这么做的。”罗思说，“大家都在试探平台规则的边界，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想知道推特的规则是不是已经变了。”
马斯克停顿了一会儿，决定把口径往回收一收。因为他太熟悉这个问题了，他有个亲生的孩子就是变性人。马斯克说：“听着，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不认为故意说错别人的性别值得肯定、值得提倡，但这毕竟不是那种要动真格伤害别人的行为，比方说威胁要杀死对方。”
罗思再次感到喜出望外，他说：“我真的挺同意他的观点的，虽然他们给我起外号，叫我‘内容审查大队长’，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推特没必要大动干戈，可以采取一些更温和的、小小的警告措施达到警示目的，而现在却删掉了太多的推文。”罗思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台面上，展示他计划中的一些想法，比如在推文上添加警告信息，而不是删除推文或将某个账号禁言。
马斯克热情地点了点头，他说：“这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有问题的推文不应该出现在搜索结果中，也不应该出现在大家的信息流里，但如果你点进某个人的主页，可能你就会看到它们。”
一年多来，罗思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计划：淡化某些推文和用户的影响力。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对争议性用户直接采取禁言、封号的办法。2021年年初，他在slack上给推特团队发的信息中写道：“我喜欢研究的一大领域就是在不删推文的前提下的政策干预，比如禁用参与按钮、不扩散传播、可见性过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2年12月，在马斯克公开的数据文件，也就是所谓的“推特文件”中，罗思的这句话也包含在内，却被当成了保守派在推特上被自由派“暗地里禁言”的有力证据。
马斯克批准了罗思的想法，也就是“可见性过滤”，以此来弱化有问题的推文和用户，作为永久禁言的替代性方法。他还同意暂时不恢复“巴比伦蜜蜂”和乔丹·彼得森的推特账号。罗思建议：“我们不如花几天时间建立一个包含不扩散传播机制的系统版本。”马斯克点了点头。罗思承诺：“我可以在周一之前做出来。”
“不错，不错。”马斯克说。
萨克斯和卡拉卡尼斯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约尔·罗思正在和他丈夫一起吃午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来。戴维·萨克斯和杰森·卡拉卡尼斯想问他一些问题。推特的一个朋友建议他：“你应该去。”因为这个朋友清楚二人的重要性。于是罗思开车从他的住地伯克利穿过旧金山湾来到推特总部。
那一周，马斯克住在萨克斯位于旧金山太平洋高地5层楼的住宅里。他们在paypal时期就认识了，萨克斯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言论自由。虽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让他对美国采取的干预主义立场持怀疑态度，但他对觉醒文化的鄙夷让他渐渐向右翼靠拢。
2021年，在托斯卡纳，为互联网企业家、自由意志主义者斯凯·戴顿举办的50岁生日晚宴上，萨克斯和马斯克讨论起大型科技公司是如何勾结起来限制网上自由言论的。萨克斯秉持着民粹主义立场，认为企业精英们的“言论卡特尔”正在以审查制度为武器，压制外部观点。同马斯克坐在一起的格莱姆斯予以反驳，但马斯克总体上还是认同萨克斯的。在此之前，他并不太关注言论问题和审查制度，但随着他对觉醒文化越来越反感，这些问题引起了他的共鸣。马斯克接管推特时，萨克斯也拥有了一个固定角色，就是帮着协调召开会议，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杰森·卡拉卡尼斯是萨克斯的好友，也是他的牌友，而且每周都会和他一起录播客。卡拉卡尼斯出生于布鲁克林，是一位互联网创业家，性格急于求成，喜欢围着马斯克转。他有着少年般的热情，与萨克斯那种严肃寡言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他在政治上也更加温和。马斯克4月首次在推特收购计划上有所行动时，卡拉卡尼斯就发信息表达了他愿意帮忙的兴奋之情：“无论是做董事会成员还是做顾问，我都支持你，我可以当个游戏教练！推特首席执行官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卡拉卡尼斯表现得急不可耐，有时候也会遭到马斯克的警告，比如他为了给马斯克筹集收购推特的资金，还创建了一个特殊目的实体(spv)。“你为什么要把spv推销给陌生人？”马斯克发信息说，“这样不行。”卡拉卡尼斯表示道歉并做出了让步，他说：“这笔交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大家对它的期待值已经爆棚，实在是太疯狂了……我愿意为你拼命，就算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