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判决之后流放并州
一、与家人见面、通信，是最欣慰的事
1981年1月25日，判决我十七年徒刑，从未决犯变成已决犯了。此时，我已经隔离审查和坐牢九年零四个月，屈指计算还要苦熬七年零八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南西北风”。九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自信剩余的七年多时间也可以熬过去。
长征中，吃草根树皮都能克服，战场上，枪林弹雨都能顶过去，坐牢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早已横下一条心，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经过一年多的突击预审和公开审判的巨大折磨之后，我已变成身心交瘁，天天不离药物的维持。堂堂七尺男儿，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判决之后，让我继续住院治疗。已决犯的待遇有三个新的变化：
第一、伙食标准和质量明显下降。过去午餐、晚餐均可要一个甲菜，一个乙菜。现在降为每餐只能要一个菜，并且午餐点了甲菜，晚餐必须是乙菜，午餐是乙菜，晚餐才可点甲菜。不过主食仍保持原来状况。所谓“甲菜”就是多少有点油星肉丁，而“乙菜”则是白水煮青菜、豆腐。对于我这样虚弱的病体，营养显然是不够的。
第二、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已决犯中可以有限制地互相来往。陈伯达、黄永胜均住在我的隔壁病房，虽可来往，但陈伯达仍是整天啃《资本论》，黄永胜整天卧床不起（后来知道，他已经病的不轻，出狱不久就去逝了）。还有一个空军什么干部也住在我的隔壁病房，是属于未决犯，但精神已折磨得像傻子一样，呆头呆脑，不愿说话。虽然稍微开放，但活动范围仍是画地为牢，不能随便走动。
第三、停止了近两年的探视又恢复了，子女们可以按规定时间来探监。同时，经监狱管理人员的检查，也可以与子女书信来往。
2月下旬的一天，孩子们到复兴医院来探视我。这是判决后的第一次。医院把狱区的治疗室临时改为接待室，我与孩子们又重逢了。孩子们带来了老伴这两年的消息，知道老伴的身体、生活都还好，我放心了。他们还带来了水果、点心、肉罐头和营养补品，满满的放了一桌子。
可能对已决犯的探视放宽了规定，监管人员只在接待室门口监视我们的见面了。因此，孩子们带来的录音机和照相机没有被发现。他们偷偷的照了十年来我第一次与家人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我身旁的是大女儿李大征，后面站立的是大儿子李冰天。
那时，能见到孩子们并与他们通信，是我最欣慰的事。至今，我不仅保留孩子们当年的全体照片，我还保留与孩子们通信的草稿。下面就是给我大女儿李大征一家人的信，他们已安家沈阳。
亲爱的钦、征、焱、灴：1【注1钦、征、焱、灴指的是大女婿刘伟钦，大女儿李大征，大外孙子刘炎，二外孙子刘灴】你们好！
六月五日的来信、寄来的近照，及《芒种》两期中伟钦的三幅作品，我都收到了。第一我高兴地知道你们一家一切都好。第二我高兴地知道两个小外孙成长得很快。小焱识字进步快，小灴学话进步快。小焱性格文雅，小灴性格活泼，我都喜欢。第三我高兴地看到伟钦的三幅作品。三种不同的风格，我都欣赏。特别是“成长”最佳。无论主题思想、取材布局、人物神态，都妙笔生花，恰到好处。我把它摆在我的床头小桌上，每天看他两眼。
你们来信说：明年春天来看我。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因为，（1）到北京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我回到秦城去了，麻烦更多。没有住宿的地方，孩子大人都受苦。（2）路程远，来回乘车，住宿，要花很多钱。可是互相能实际见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多么不值得。（3）耽误工作，来回至少要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因此我主张两年或三年来一次，估计那时旅游事业进一步发展，找个小旅社住几天，既可看我，又可让我两个小外孙子看看北京名胜。
我的身体仍然还好。过去伙食标准，每天一元，另外一磅牛奶，我吃六两粮的饭。现在伙食标准，每天八角，另外一碗牛奶，我吃六两、有时七两粮的饭。体重维持140斤左右。最近军博常来人，要我谈战史，已经谈了多次。由此引起我一个想法：拟趁我现在身体还好，脑子也还可用，准备系统地写战争回忆录。既可保留历史资料，又可以消愁解闷。困难是手边没有参考材料，因此能否办到，现在还很难说。再见！
作翁手笔（1981年6月25日）
二、宁愿把勋章丢到大海中
5月底的一天，一位解放军军事法庭的干部到医院来见我，给了我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裁定书。裁定书写到：根据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李作鹏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的“八月决定”，既没有在特别法庭上公布，也没有在报纸上、电台和电视台上向世人公布。特别法庭最终判决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判决书中，也根本没有剥夺我的三个国家勋章。为什么人大常委会将“八月决定”提交由军事法院公布？为什么1980年8月26日的决定，军事法院拖延了九个月，才冒出个“刑事裁定书”？
我要质问：“依法剥夺”，依的是什么法？
我的三个国家勋章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更不是骗的。是我戎马二十年，南征北战，浴血奋斗，为党、为人民、为新中国，杀敌立功的荣誉，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授予我的。试问，何罪之有？！
我下定了决心，不管谁来剥夺我的三个国家勋章，我都坚决反对，我活着反对，我死了也反对。我相信，我的子孙后代将世世代代的反对。
反复看了刑事裁定书后，前思后想久久不能平静。愤然提笔，在裁定书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总政主任、军委主席、中央主席：“公检预审时，曾多次向我传达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你们同“四人帮”不同，你们打过仗，你们吃过苦，你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按照此件裁定书，不但完全否定了过去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也是彻底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历史唯心主义。因此我坚决的反对。我虽然人已快入土了，我至死决不接受此项裁定书。李作鹏1981年7月20日”。
当时，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再有人来要我的勋章，我宁愿把勋章丢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
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革命军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派，为新中国的建立，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文革期间，我们这些革命军人，始终反对江青、康生一伙的反军乱军阴谋，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维护着人民解放军的神圣形象。“十年动乱”的前五年中，我们从未停止过与江青、康生一伙的斗争。
这是一个为共和国创建浴血奋战，为保卫人民军队不被涂炭的革命军人应该履行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
三、保释出狱，流放并州
1981年7月底的一天，不知天上刮的什么风，也不知太阳从哪边出来的，秦城监狱负责人、公安部代表来到复兴医院，向我宣布“保释出狱”的决定。
我问他们：“以谁的名义保释我？”
他们回答：“是中央的保释。”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突然了，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接着说，中央决定要我离开北京，安置到太原居住和治病，并要求我到太原后不能用真名，而改名叫“李明”。当时我无论如何不想改名，他们说这是中央统一规定，是为了保密和安全的需要，都得执行。又说中央的方针是“从宽从快”处理。
此后，住在医院的陈伯达很快就出狱了，不久黄永胜也走了。
我没有匆匆地办理保释出狱的手续，因为当时秦城监狱在退还我的东西中，缺少了我的全部手稿（大部分是在通县专案审查时的手稿），他们为什么扣留这批手稿呢？我追问他们多次，他们都不说明理由，采取装聋作哑拖着不办的态度。
我只能给秦城监狱写信说：“8月25日的信，谅已收到了。但又过去10天，仍无回音，不知何故？我希望你们采取光明磊落态度，或者将我的手稿全部退回，或者拿出不能退回的理由，给我令人折服的说明。两者必居其一。不要采取装聋作哑、腐朽官僚主义的做法，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现在一方面表明我的态度，另方面继续等待你们的回信，在没有获得你们明确的答复之前，我是不愿轻易离开北京的。”
在给秦城监狱写信的同时，我连续给军委办公厅、海军党委和公安部党组写了三封信，草稿如下（见图）：
军委办公厅主任：
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私人的东西。因此凡是我私人东西应归还给我。文革时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办公，我驻的那座房子内，有我的一部分私人东西，和我的讲话文件等。我被关押后可能为军委办公厅查封了。现在中央对我有新的处置，将很快离开北京。因此我请求你们将查封在西山我的私人东西，全部归还给我。由李冰天接受。
李作鹏
海军党委：
最近中央对我有新的处置谅你们已知道。
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的私人东西。因此根据法律有关原则，我的私人东西仍不应受到侵占。请将我所有私人东西（衣被物，用具物，书籍文物，手稿文件）全部交给我的子女接管保存。凡不是我的东西一件不要，凡是我的东西一件不应少。据说有人趁机发家难财，将我的东西拿走不少，我要求全部追回。现由李冰天、李炎天前往接洽，希予指教。
我由通县转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书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转到海政保卫部，亦要求退还。
李作鹏
公安部党组：
1971年（应为1976年注）秋冬间，打倒四人帮后，由于我犯了揭发康生是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因此你们将我从通县军营押转秦城监狱。并将我经周总理批准的，马列书籍和其他书籍、用品和我的手稿（其中有我写给中央报告的底稿，和我写的两本诗词草稿等）全部抄走。除了卫戍区已将我的医疗器材、药品退回给我，其余至今未归还。1981年特别法庭并未判决没收我的私人东西，应全部退还，交由李冰天接受（他是我的长子）。同时我对你们这种做法，仍保留意见。
李作鹏
可是你写你的信，他们仍然装聋作哑，既不答复，也不退物。我估计目前退物退稿是不可能。
9月中旬，我又给秦城监狱写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态度是：退还私人物品和手稿的问题没有完，我决定9月25日前后离开北京去太原。到年底，他们把我的部分私人物品和手稿送到了太原，是否全部退回不敢说。反正若没有我的强硬态度和要求，同时，大概也没有审查出任何政治问题，否则是不会退回的。
9月28日晨，由监狱和公安部工作人员及我的小儿子李炎天护送，乘火车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