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