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生涯的起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保卫科事件”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炮轰工作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
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一场“竞选”开始了。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
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
更为迅速。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横批是“造反请进”。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
“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
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
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成为“永忠队”头头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
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
“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
“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
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
“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
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
“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