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他继续因病住在杭州疗养。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他。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1962年2月24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他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1962年3月7日至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3月8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7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二、“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陈云说，“现在调整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作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
三、关于综合平衡，陈云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四、关于物资管理制度，陈云提出：“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
五、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
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
七、“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陈云说，“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陈云这次谈话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对1962年的计划来个“伤筋动骨”。
周恩来听了，补充道：
“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上上下下出现“陈云热”
由于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谈话，于是，陈云的讲话在省军级（即地方为省级，军队为军级）广泛传达。
中共中央于1962年4月19日下达正式文件，宣布中央财经小组名单：
组长——陈云；
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
成员——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
紧接着，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4月16日，刘少奇致函毛泽东：
最近，我要邓力群（笔者注：邓力群当时任刘少奇秘书）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
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一时间，陈云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人物，上上下下都在谈陈云的报告，出现了“陈云热”。
这时的陈云，却到他最喜爱的杭州养病去了。据薛暮桥回忆，当时他曾去杭州向陈云汇报工作。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刘少奇此言，道破了天机，即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那么多年吃够了“左”的苦头，现在该“右”一下，以便从“左”的危机中挣脱出来。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在全国开始贯彻。这样，陈云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得以实行。
“左”派们攻击陈云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
他继续因病住在杭州疗养。
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他。
因为“‘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理所当然使“左”派们深为不快。
那时，大“左”派林彪，正扶摇直上。另一大“左”派柯庆施，也炙手可热。还有大“左”派康生，异常活跃……
于是，有人放出空气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可是，过后却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大讲特讲，这是“极不正常的”。
就连毛泽东本人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
陈云本人也意识到中共党内“左”派们在攻击他，所以在他的讲话中，隐约地透露出中共高层对他的“调整”政策意见不一致。
陈云曾这么说：
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
把各种意见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
不过，陈云终于遇到了“麻烦”。
这“麻烦”的导火线，是关于“包产到户”……
支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
笔者从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的批判性报道中，查清了“包产到户”的来历。那篇报道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报道说：
“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包产到户”，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所以如同“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1960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由于紧跟毛泽东，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安徽农业陷入困境。他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好办法，便决定提倡。不过，由于“包产到户”在1957年已经遭到过批判，“名声”不好，他换了个名字，曰“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一下子就在安徽推开，40%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毛泽东最初答应曾希圣可以试一试“责任田”，不久就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变相单干”。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批判，免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由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担任。
这是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二个回合。
但是，“包产到户”仍在中国各地农村自发实行。
在1962年，陈云对中国经济实行大调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村困难的好办法。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于1962年三四月去湖南农村调查。田家英原本受毛泽东的影响，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可是，这一回经过实地了解，他认为“包产到户”不错。
田家英来到上海时，正值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向陈云汇报了情况，陈云不作正面表态，而是称赞他“观点鲜明”。
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表示支持，很干脆地说：“赞成！”
邓小平还说，“不管白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可以一试。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但是，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则反对。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这样，进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其实，中共中央的4位领导人对于田家英所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4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性格和政治态度：
“观点鲜明”——陈云这句话很含蓄；
“赞成！”——邓小平显得非常干脆；
“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表明刘少奇的斗争策略；
“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其实，陈云那句话中，已经隐含着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只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到火候不揭锅”罢了。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陈云对于“包产到户”是了解的。
一年前，即1961年6月上旬至7月下旬之间，他回到家乡青浦小蒸公社。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作了15天的调查，开了10次专题调查会。
陈云在农村听见农民许多尖锐的话：“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但是吃粥。”“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
陈云根据这次调查，写了3篇报告，即《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以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已经提出“母猪私养”“留足自留地”等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他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国农民。
这一回，他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又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报告，深知“包产到户”是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一帖灵丹妙药。他已经给中国工业来了个“伤筋动骨”，他也要给中国农村来个“伤筋动骨”。
陈云肯定了“包产到户”，他在杭州休养时指出：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应该肯定这类做法。叫作‘分田到户’也好，叫作‘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明知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但是，向来稳健的他，此时却认为不能不说了。
他态度非常坚决：
“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陈云决心要说服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认为，既然毛泽东把“调整”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就有可能接受他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调整”措施。
1962年7月初，陈云回到北京。他先和中共中央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大体上一致。
这时，毛泽东尚在外地。
得知毛泽东即将从河北邯郸回京，在7月6日，陈云致函毛泽东：
“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3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即约陈云谈话。
这时，仍有人劝陈云不要向毛泽东谈支持“包产到户”。
陈云说：“我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说这些话，何必患得患失？”
当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
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
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在他看来，这是在目前非常时期中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只是听着，并不表态。
陈云回家之后，才过了几小时——翌日清早——便得到消息，毛泽东在他走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消息当即传到陈云那里。陈云听罢，久久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陈云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了几句：“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陈云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成为陈云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在当天——7月9日下午——召见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
7月
10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7月
11日，毛泽东召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
毛泽东在这3次谈话中，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泽东要陈伯达根据这3次谈话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尚不知道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也就是在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还在大力提倡“包产到户”。
邓子恢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他又说：
“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邓子恢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之为“鼓吹单干风”。
再遭冷遇
就在毛泽东跟陈云谈话后个把月——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3个问题，供大会讨论：
一、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会议就毛泽东所提出来的3个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中心小组的会议上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共党内有着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是指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1962年春天对经济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是对形势估计一片黑暗；
所谓“单干风”，是指陈云、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重新审查，去除不实之词。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警告：“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批判的三股风之中，有两股跟陈云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是针对陈云而言的：
那“争取快、准备慢”，谁都知道是出自陈云之口，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当时十分赞成陈云的话，曾说过“‘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那支持“包产到户”，算起账来，陈云是头一个，因为他不仅负责主管经济，而且还为此事专门跟毛泽东谈话，企图说服毛泽东。
陈云很明白，这次会议，他成了受批判的“主角”。
陈云到了北戴河之后，托词“腹泻”，要求请假。
陈云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除了要求请假之外，还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
由于陈云表示了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就没有点陈云的名。
会后，毛泽东称：“陈云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从此，陈云又称病不出了。
北戴河的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和“翻案风”。
从此，中国急剧地向“左”转，直至爆发了“文革”。
纵观这几年，陈云三起三落：
第一回合，1957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右派运动”，急于发动“大跃进”，便不采纳陈云意见，批判所谓“反冒进”。
第二回合，1958年底，毛泽东的“大炼钢铁”遇麻烦，请陈云帮助降低钢产量指标，并在庐山会议初期赞扬陈云为“良将”。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倾”，又不采纳陈云意见。于是，陈云称病。
第三回合，1962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恳请陈云出马“调整”。于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调整措施。但是才过了半年多，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陈云又称病。
如此这般，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至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短短5年间，陈云三起三落。
透过陈云的起落浮沉，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晴雨寒暑，可以看出中国政治风向的“左”右变化……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从1962年夏日开始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