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就在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不久，处在政治巅峰上的他，便遇到了麻烦。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载有这篇社论的报纸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来历……
这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后，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
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6月一眼就看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违反了他的看法，但是他不便马上开展批判。因为那时中共“八大”即将召开，正在大谈反对个人崇拜。他知道，一旦批评那篇社论，马上就牵涉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只写了“不看了”三个字。
可是，毛泽东一直记着“反冒进”这笔账，一直记着那篇违反他的意旨的《人民日报》社论。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终于，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在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称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柯老”很注意看风向，“紧跟”毛泽东，所以很得毛泽东喜欢。
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此言，使周恩来好尴尬！
当时，曾出现一个重要的动向，毛泽东有意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说出这话，表明他的“反反冒进”是冲着周恩来而来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了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离右派只差“50米”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这一句话，点出了毛泽东“反反冒进”的实质。因为毛泽东当时正要发动“大跃进”，而“反冒进”实为“反跃进”，毛泽东怎可不反？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他在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时，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周恩来知道，他正面临着柯庆施可能取代他的局面。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
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这就是说陈云“右倾”，跟“右派们”相距不远，只差“50米”了！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了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
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
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在国际会议上捅出这么一番话，仿佛宣告要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展开竞赛：
你赫鲁晓夫领导苏联在15年内超过美国，那我毛泽东领导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不具体管经济，真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20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7年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15年赶上英国”，又改为“10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把赶超英国，一下子从15年改为2年！这不能不说是“大跃进”。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认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
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2000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
到1962年，钢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这样，比王鹤寿最初提出的已经很大胆的产量，整整翻了一番！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笔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
“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使毛泽东下了“翻一番”决心的人，是柯庆施。柯庆施向毛泽东报告说，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在1959年钢产量可达到800万吨。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下了决心，在1958年实现全国钢产量1070万吨。
后来，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上谈及闯了“1070”这个祸时，这么说道：“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明，他自己当时固然头脑发热，可是柯庆施起了很大的怂恿作用。
“全民大炼钢铁”
那“1070”高指标，于1958年8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大炼钢铁！
笔者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求学，也不得不停止学业，奉命从北京来到毛泽东家乡湖南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笔者在当时曾发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其中写及亲眼目睹许多“大巴士”行进在湖南山区公路上，椅子上坐的不是人，而是赤铁矿矿石！公路沿线，到处可见冒烟的“土炉子”……
用这种“土炉子”炼铁，据云是陈云提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用正规的炼铁炉，即所谓的“洋炉子”，实在完不成那“1070”。然而，那“1070”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公布的，不完成不行。陈云不能不为此想尽办法。如薄一波所忆：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薄一波则引用毛泽东关于“土炉子”的指示说：
“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向它学习。”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了“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依然“壮志凌云”，居然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两倍”，即达到3000万吨！
倘若仍然按照毛泽东的“跃进指标”去办，中国又会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到了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所说的“1600万吨”，只及毛泽东定下的指标“3000万吨”的一半！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增加两倍，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的。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1250万吨。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最后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毛泽东仍在冒进，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陈云曾经对于若木说，高指标危害太大，如果还要大干快上，不碰壁不会回头的。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没有听进陈云的建议，又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2.7亿吨左右增加到3.8亿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万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于1958年12月15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笔者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加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17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笔者注：指全会同意毛泽东关于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决议）一起，18日见报。
毛泽东
12月15日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意识到了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公报写道：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万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因为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才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因为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陈云当面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也没有听进去。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算钢铁细账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分五个方面算细账，先算矿石账。陈云说：
关于矿石：生产1吨铁需要3.5吨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去年采3460万吨）……
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由于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还要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轻易。但是从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小型土法生产的是740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接着，陈云算焦炭账：
关于焦炭：炼1吨铁，平均需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平均需要1.5吨洗煤；1吨洗煤，平均需要2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
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3项合计3000万吨。新建的炼焦炉，有36座是机械化的，其中19座在今年可以建成，能够生产243万吨；有红旗二号简易炼焦炉1700座，能够生产530万吨；有红旗三号简易炼焦炉800座，建成以后，可以生产170万吨。
现在红旗二号炼焦炉基本上是手工生产，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2\/3，其余1\/3，即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他又从耐火材料的角度来细算：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矽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矽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最后，他算运输账：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
在算了以上五个账之后，陈云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1300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这与毛泽东制定钢铁年产量指标的思维方式相对比，可看出截然不同：
毛泽东先是定下的“战略目标”，即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英国的钢铁年产量当时为2000万吨。先是说“15年”赶上，然后说“10年”、“7年”赶上，后来改为“3年”，最后变成“2年是可能的”。定下了这“2年”赶上，于是便要求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跃进”，造成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
陈云正相反，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脚踏实地计算中国现在的铁矿石年产量是多少，焦炭、耐火材料产量是多少，冶炼能力是多大，运输能力又是多大。所以，他算出来的钢铁指标是切实可行的。
一个是先定高指标，然后号召“全民总动员”去实现；
一个是先算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再定切合这一能力的指标。
在“大跃进”遭遇麻烦之后，毛泽东不能不承认，陈云的算法是对的。
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年5月15日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一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