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当时，与陈云一起接管沈阳的伍修权，对陈云“治天下”的本事表示钦佩。
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1945年9月15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由于油箱里的油不够用，不得不在山海关机场临时降落，以便加足油，再飞往沈阳。
这架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事故。由于苏联驾驶员的失误，飞机竟在跑道中段降落，一下子就冲出了跑道，栽进了跑道尽头的稻田。顿时，机头埋进泥里，而整架飞机竖了起来，飞机的尾巴直翘蓝天，机身几乎垂直于地面。
陈云就坐在这架飞机里！
据同机的伍修权（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忆：
（飞机出事故时，）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伤。
当陈云在山海关机场遇险时，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握手、谈判。国共两党代表后来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心中都明白，那只是“纸上的东西”罢了。
国共决战，已迫在眉睫。
陈云和彭真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说：“去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显示了他的战略远见。毛泽东看中东北，那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而东北又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基地，邻近苏联，因此毛泽东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后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毛泽东这一着棋，果真十分厉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东北，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将”身份出现在沈阳
毛泽东还在重庆时，1945年9月14日，那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飞机是从沈阳飞来的，机上坐着中共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大校，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少校翻译。他们此行，是为了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取得联系。
刘少奇在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位候补书记派往东北，领导那里的工作，并和苏联红军协调行动。
于是，陈云结束了在延安的8年的安定生活，又开始步入大动荡之中。
据彭真回忆：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其中，派伍修权去，还考虑到他精通俄语，可以在与苏军进行高级会谈时兼任翻译。
这样，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一起，在9月15日上午搭乘那架苏联军用飞机，前往沈阳。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俗话说：“兵对兵，将对将。”考虑到他们到了东北之后，要和苏联红军的将领们见面、会谈，最好要有军衔才好。因为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很讲究军衔。可是，陈云他们当时都没有军衔，去东北工作就诸多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他们军衔，发给写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军衔任命书。彭真、陈云、叶季壮授中将衔，伍修权授少将衔，段子俊、莫春和授上校衔。
这么一来，陈云成了中将。
不过，就陈云曾在长征中担任红军五军团党代表一职来说，授中将衔却也是恰如其分的。
不料，陈云中将登上那架苏联军用飞机之后，却遇上了那场意外的危险。
屈指算来，这是陈云一生中第四次遇险：
第一次是向忠发叛变，差一点使他在上海被捕；
第二次是从上海去江西“苏区”途中，差一点落入国民党军队包围圈；
第三次则是在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延安时被埋在窑洞里；
这一回，虽说他有惊无险，不过，也够“悬”的了！
由于飞机出事，陈云他们不得不从山海关改乘火车到锦州，在那里住了一夜，医治伤员。
翌日，再乘火车前往沈阳。到达沈阳时，已是9月18日——正好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正巧发生在沈阳。
那时，沈阳在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果真，在与苏军司令见面时，陈云虽然没有佩军衔、肩章（那时中共部队没有军衔、肩章），但是出示那张用中、俄文写的中将证书，倒也很派用场。
就在彭真、陈云到达沈阳之后，10月31日，中共中央来电，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员。这时，林彪尚未到达东北，就由彭真、陈云先主持工作。
那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全在苏联红军手中。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
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以实现“独占东北”。
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照理，苏军应当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都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可是，很出乎意料，苏联红军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城！
原来，苏联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愿跟美国以及蒋介石闹僵。苏联宣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是“有限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东北的重要，从1945年11月起，便命令大批国民党部队乘船从秦皇岛登陆，日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扑来，迅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急于北进，夺取东北三大城市，即沈阳、长春、哈尔滨。
这时，面对蒋介石北进的大批部队，苏联红军竟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离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衔卫戍司令毫不客气地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反驳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考虑到苏联红军的这种态度，也考虑到蒋介石调遣了大批部队进入东北，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由中国共产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计划。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沈阳，退至哈尔滨。
1945年11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由哈尔滨转移到宾县，在陈云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会议。
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于1945年11月29日及30日，分两次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中央发去《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这一电报，如今收入《陈云文选》。
陈云在电报中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
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中共中央考虑到与苏共的关系，为避免冲突，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即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制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着名战略方针。
这时，于若木在妹妹于陆琳陪同下历尽艰难，带着两个孩子，从延安来到哈尔滨。
于若木是这样向笔者讲述的：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安定的。
日本投降后，陈云和彭真一起乘苏联飞机飞往东北，于若木带着长女陈伟力以及出生不久的长子陈元留在延安。
在陈云到东北工作不久，于若木带着两个孩子也前往东北，从此开始了动荡的生活。
于若木没有机会乘飞机，而是走山路前往东北，尤其是陈元还不满1周岁，她拖儿带女，一路艰辛。
于若木说，她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骡轿车”——两匹骡子中间架一个“架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架窝子”里面，翻山越岭。从延安这么走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是当时中国解放区中最大的城市。在张家口，于若木和妹妹于陆琳受到聂荣臻很好的照顾。只是由于张家口到东北解放区的路不通，于若木带着孩子在张家口等了好几个月，这才来到哈尔滨，和陈云重逢。妹妹于陆琳则留在张家口工作。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的四平、长春、吉林。
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迁入哈尔滨。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重新分工：
林彪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决议《东北的形势和任务》。
这一决议是陈云起草的，如今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这一决议，实际上就是具体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
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进入东北的部队迅速地从10万人扩大到30多万人。
国共之间终于在东北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
深夜风雪长白山
于若木记得，在到达哈尔滨后，住了些日子，形势吃紧，家属转移到后方。于是，于若木来到了佳木斯。
于若木来佳木斯才一个星期，陈云就奉命南下，到南满工作。
那是在1946年10月中旬，蒋介石来到沈阳，制定了东北作战方针：“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蒋介石集中了8个师，大约10万人，分三路进逼南满。
南满成了两军争夺的重点。
经中共中央同意，派出陈云和萧劲光一起前往南满工作。1946年10月17日，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坐火车启程，一个月后抵达临江。
据于若木回忆，她和陈云，还有萧劲光等一起经过吉林省的图们市到了朝鲜平壤。
于若木和两个孩子就留在平壤，而陈云和萧劲光则从平壤到南满去。因为在战争年月，带着两个孩子是一个负担，所以于若木无法随陈云同行，就和萧劲光的家属一起住在平壤。
萧劲光则这样回忆道：
陈云和我南来以前，辽东地区正处于斗争最艰苦、形势最严重的时期。我军不足4万人，被压缩在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狭小地区内。
当时部分干部对坚持南满根据地缺乏信心，希望向北满转移。
枪声响了，炮声响了，陈云这位“中将”也投入军事指挥工作。虽说陈云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谁都必须学会打仗。
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陈云曾这样写道：
群众鉴于日俄战争、“九一八”、“八一五”的经验，认为后退者必一去不返。因此，他们认为我军大势已去，眼看已得利益不可保，并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利益不多，不值得为此而拼死斗争。所以敌来时，大家不逃，村干部出来维持顽军（也是顽军的需要，要他们派夫派差），所有我寄存群众家中或埋藏的物资（群众知道的），群众统统献给顽军或保安队、警察。
萧劲光则是这样回忆的：
12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仍有部分同志主张“主力北撤，保存力量”。这时，敌正向北梅河口、辑安进攻，必须从速决断。我向陈云报告这一情况，他深夜冒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立即同大家交谈。他从东北战场的全局出发，详尽地分析了撤出南满与坚持南满的利害关系，强调只有坚持南满，与北满形成有力的掎角之势，才能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最后他说：你们让我来拍板的，我拍板就是要坚持南满，坚持就是胜利。
话虽不多，却是掷地有声，关系整个东北战局。
尽管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极少，但是笔者还是查到了一篇关于陈云在东北指挥作战的回忆文章。那是当年出席“七道江会议”的彭嘉庆写的，题为“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记陈云同志主持的‘七道江会议’前后”。
在南满，七道江等几条江，倒是有点历史名气。据云，唐朝薛仁贵征东，高丽（今朝鲜）将军盖苏文从一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另外，“满洲国”皇帝溥仪1945年也是沿这条路逃跑，到了大栗子被苏联红军擒获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进行重点进攻。
1946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意见主张放弃南满，开往北满；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南满。
当时，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秋天时打运动战，嫌棉衣太沉，都扔掉了，这时却找不到冬装补给。再说，在山沟里，没有油盐供应，战士只能吃点老百姓的酸菜水。玉米窝头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牙齿咬不动，只好用口水泡软了啃着吃。
俏皮的战士，编起了顺口溜：“从关里到关外，来到关外吃酸菜；从关内到关东，到了关东受苦冻。”“走路就爬山，住下挤不下，睡下睡不着，吃饭吃不饱。”
这时，辽东军区在南满七道江举行会议，讨论进退。这次会议，也就叫“七道江会议”。陈云当时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为辽东军区司令员。起初，陈云因事住在临江，没有到场，由萧劲光主持会议。
会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陈云闻讯，连夜冒着风雪赶来。
彭嘉庆是这样回忆的：
陈云同志是13日晚冒着大风雪连夜赶来七道江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在房子里烤火，焦急地等待着他，是去是留，等他来裁决。到了深夜10点多钟，他才赶到。他进来时，首先向大家问好，给人带来一种轻松亲切的感觉。有的同志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有的说：“我们心情都很紧张，等你来决定问题。”他非常谦虚地说：“萧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我们见夜深了，劝他早点休息，明天好开会。但他不肯，说要跟我们互相扯一扯。关于主力是到北满还是留在南满的问题，他来七道江之前，曾在临江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到这里与我们交谈时，对南满的敌我情况还问得很细。他平时喜欢用“做文章”来比喻研究解决问题，这次也是一样。他问我们：“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我们在房子里一边烤火，一边毫无拘束地议论着各种问题，陈云同志兴致勃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一直到了凌晨3时，才分散休息。
陈云仔细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未马上表态。第二天，又继续听取意见。彭嘉庆继续写道：
14日，我本来有事要回六道江，但早饭后，陈云和萧劲光同志要我继续留下来开会，参加讨论南满军事方针问题。这天的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萧劲光同志先将前两天会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陈云同志听了后，又像昨晚一样问大家：“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我听了他这么一问，感到他不是来拍板定案的，而是来跟大家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
在这种民主风气之下，尽管外边敌情严重，形势咄咄逼人，但屋子里讨论问题气氛还是相当活跃。有的同志说：南满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有的同志却说：文章还是有做的，看是做什么文章，是做大文章还是做小文章。陈云同志在会上很少说话，一直耐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从容不迫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以前很少见到。
这种辩论足足进行了一天。到了晚上，陈云同志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我听他这么一问，估计可能要在南满做大文章，便回答说：“看怎么放法。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有些同志同意这种看法，有些同志则表示异议。陈云同志见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便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一言九鼎，落槌定音。
为什么都留在南满？他说：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5个师上北满，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有10个师跟着上北满。就算我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即可牵制敌4个军。权衡利弊，还是在南满大有作为。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敌人占了，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大胜仗，将来要回来就难了。只要把长白山留在我们手里，群众就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决策是正确的。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坚持战斗，“四保临江”，而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则配合作战，“三下江南”，这样终于打败蒋介石部队的4次进攻，收复了通化等14座城镇，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又解放了四平。
在南满局势比较稳定之后，于若木来到了南满临江。她记得，陈云住的是一座日本木结构的小屋，地板非常粗糙，布满裂缝。因为这是日本式的房子，本来在地板上铺榻榻米的，所以地板很粗糙，后来榻榻米没有了，就在地板上铺了麻袋片。
战争岁月，流动性很大。在临江住了一个来月，陈云到通化工作，于若木也随他去通化。位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地势高，特别寒冷。于若木记得，那里八月十五就飘雪花，严冬气温低达零下40摄氏度。一出门，朔风吹来，真可谓“彻骨寒”，整个人一下子就冷透了。
陈云和于若木那时住在通化的一所小学校的宿舍里，虽说有壁炉，可以烧柴火，但是并不暖和。陈云的卧室在正中间，只要一开门，有人进出，寒风就笔直吹进他的房间。至于门口那间屋子，室内墙上也居然挂着一厘米多厚的霜！
作为南方人，陈云极不习惯于这样严寒的环境，加上体质又差，三天两头感冒，这场感冒还没有好，那场感冒又接踵而至。感冒反复折磨着陈云，他越来越消瘦，但他仍坚持日夜工作。有时病倒了，发烧，但是在床上仍拥着被子坚持工作。因为陈云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工作担子很重。
据袁宝华回忆，当时陈云曾因心脏病病倒：
陈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去主持保卫辽东的工作。陈云同志到辽东以后，接连对辽东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进行了一系列动员。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心脏病，一次动员会下来，几乎瘫在椅子上，需要躺下休息一大阵子。
1947年，于若木生下次女，按照陈云家的“取名规则”，该由于若木为次女命名。于若木考虑到次女出生在南满通化，就取名“陈南”。后来，又改名“陈伟华”，以与长女的名字相对应。笔者问于若木，这“伟”字是不是陈家的排辈之字？她说，跟排辈毫无关系，是她自己取的。
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3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南满红旗飘扬。
1948年1月，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于若木也随陈云回到哈尔滨。
于若木记得，一路上，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敞篷的吉普车，而当时正值寒天腊月。为了御寒，在吉普车上搭了个架子，架子上再搭上棉被。他们从集安过鸭绿江，当时是夜里过的桥，到了朝鲜，再从朝鲜坐火车到达哈尔滨。他们坐的火车是“闷罐车”（货车），车厢里什么都没有，临时放了几个凳子……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经过3个年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终于由劣势转为优势，东北决战的时机成熟了。
毛泽东于1948年9月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发去《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对东北决战作了部署，下达了总攻令。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着名的辽沈战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
1948年10月14日，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原东北民主联军）对锦州发起猛攻。经过31小时的激战，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6兵团司令卢睿泉，歼敌10万余人。
锦州一役，东北震动。因为锦州落入中共之手，意味着东北的国民党部队退往关内的道路被切断。毛泽东决策先取锦州，其战略目的也在于此。
紧接着，国民党长春守军投降，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这一东北大城市。
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沈阳。于是，在沈阳街头贴了安民布告，布告下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委员，有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以及王首道、陈郁、朱其文等。
沈阳最高级的大和旅馆，这时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卫戍司令部的所在地。
陈云重回沈阳，步入大和旅馆，感到扬眉吐气。因为在3年前，苏军是用“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这样的话，把他们从沈阳赶出去，把沈阳交给了国民党部队的。3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坦克，把国民党部队从沈阳赶走了！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陈云第一次意识到：打天下不易，坐天下、治天下更不易！
从1948年起，陈云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已把注意力从军事逐渐转向经济，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就在这东北大决战前夕，1948年8月，陈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重要报告，即《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陈云指出，仅仅半年时间，东北粮食“由2月底的每斤160元涨为今天的1600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3倍半”。
由于物价暴涨，“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
这样，陈云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军事上大胜利的时刻，必须注意财经问题。
陈云指出：
综观上述情况，说明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陈云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明确地提出在忙于“打天下”之际，要重视如何“坐天下”“治天下”了。
陈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确实，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如何“治天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树立中共接收城市的“样板”
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
陈云自己便曾这样述及：
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10月27日决定军管人选，抽4000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28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11月2日战斗结束，即进沈阳城。好在沈阳未经激烈战斗，军管会人员进去快，接收工作还算顺利，一般国民党未搬走的工厂机器，均保持得完整无损。
当时，与陈云一起接管沈阳的伍修权，也对陈云“治天下”的本事表示钦佩。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陈云同志在经济问题上很有经验，他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对城市的经济恢复以至生产、生活安排，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军事性的任务，就由卫戍司令部来承担了。
陈云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于1948年11月28日写出专门的报告，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这一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列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城市的“样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每打下一座城市，都参照陈云的报告执行。
陈云在报告中，总结了接收沈阳的16字诀：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所谓“各按系统”，是指“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
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所谓“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40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所谓“先接后分”，是指“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
陈云还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五点具体方法：
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
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
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都可留。
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
五、工资问题要妥善解决。
陈云只花了一个月，就妥善地解决了沈阳从国民党手中转换到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一“转轨”工作。
由于陈云及时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使“沈阳经验”得以推广。这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一座又一座城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接收，“沈阳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
1948年10月，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1949年1月，陈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身份出席沈阳工人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这时，于若木在沈阳生下第三个女儿，她为三女取名“陈伟兰”，与长女、次女的名字相对应。
1949年5月，陈云奉命前往北平，参加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这样，陈云结束了在东北将近4年的生活，来到了北平，来到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