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信奉“中立”的人，美国提供的只是专门用来杀共产党的武器，而共产党并没有威胁到我们。至于分别侵占了柏威夏和上丁部分地区的西贡和曼谷的士兵们，却丝毫也不许伤害。军事援助协议明文写着，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和自由权，美国同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和足够的援助。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美国的援助显然是用来对付假想中的侵略柬埔寨的共产党，而不是对付真正的侵略者——自由世界的南越和泰国雇佣军。
面对着泰国和南越的直接威胁、挑衅和侵略，柬埔寨既没有抵抗的手段，也没有自卫的权利。美国人重点警惕的是我们的“自由”是否受到共产党的威胁。而这种自由和我们的独立以及领土完整在山姆大叔的亲密盟友们用枪炮来抢夺时，却要轻易地拱手相送。
由于海牙国际法庭的公正裁决，柏威夏才终于归还柬埔寨。至于吴庭艳军队撤出上丁，却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的强有力的警告的结果。如果说我们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我们的尊严得到保全的话，并不是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而是由于国际上的坚决要求，其中包括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一九五八年以来凡驻在柬埔寨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可以证明，我当时要摆脱美国援助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和我们的军队能适应在没有这个援助的情况下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盎格鲁——撒克逊人，继续在捏造有关我的传奇故事，说我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一日数变、“根本摸不透”的人。其实，就在上丁事件的第二天，我就用法语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我说，在必要的情况下，总有一天我要断绝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拒绝他们的援助，以洗刷他们的援助和所谓友谊给我们带来的耻辱。但是除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等少数人和少数几家报刊外，自由世界知名人士和他们的报刊对我的讲话根本不予理睬，而且还气愤地说“西哈努克如同三岁孩子般地任性”……。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的军事援助使我们蒙受了不止一次的耻辱。由于和平建设需要资金，所以我很难下决心来终止美国的援助，这个援助——至少在初期——曾减轻了我们国家的财政负担。在每年四十亿瑞尔的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美国援助的八亿瑞尔全作为我军的军费支出了。后来，美国的援助逐年减少。迄今，在六十多亿瑞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只有三亿瑞尔的美国援助了。同我们所蒙受的巨大耻辱相比较，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
而那时，南越每年都接到美国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每年有一亿八千万至三亿美元的现汇援助。到现在，这笔援助已超过四亿五千万美元。而我们，两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还要减去数目很大的一笔开支，即用来支付从美国来的和驻本地的美国援柬人员（包括其家属）的费用，同时还要支付来柬埔寨游山玩水的所谓“考察旅行者”的费用。我记得，一九六一年日内瓦会议前夕，人口只有柬埔寨三分之一的老挝，每年却获得四千万美元的援助，比给我们的多了一倍。
还有一点，南越、老挝和泰国领导人任意挥霍美元，而我们却非常廉洁，非常节省地使用这笔援助。这一点，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可以证明。尽管如此，自由世界的反动派还是指责我们“忘恩负义”、“堕落。共和党参议员希肯鲁佩就曾反驳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说；西哈努克造成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我们美国的援助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邻国们曾多次对美国进行威胁和要挟，迫使美国削减、停止对柬埔寨的援助。他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我可以列举如下几个例子：
据一些高级军官报告，洛韦总后勤部的物资储存处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得到美国“供给人”提供的补充了。我们的军用汽车已经没有新轮胎可以更换，我们的士兵们只能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进行修理。至于我们的王家空军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才得到了四架小型的喷气式飞机。美国屈服于泰国的威胁，出卖了我们。我们的确得到过两架直升飞机，可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富米·诺萨万却得到三十架（是富米将军私下向我透露的）。而这些飞机最终成了巴特寮射击手们的靶子了……。这怎能不使我们国家和军队感到羞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