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名字的来历
你知道钱学森这一名字的来历吗？
这里就按照“钱”一“学”一“森”的顺序，向你逐字道来：先说“钱”。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却是浙江杭州人氏。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钱姓排名第二，是中国的大姓。不过，对于杭州而言，钱姓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西湖的柳浪闻莺公园东北方向，有一座钱王祠，相传那里原是吴越王钱镠的故居，后人建祠以纪念他。
钱王祠
钱镠，五代十国人，字具美，浙江临安人，谥武肃。21岁从军，骁勇多谋。公元887年任杭越管内都指挥使、杭州刺史。907年被梁朝廷晋封为吴越国国王，人称“钱王”。钱镠创建了一郡十三州的吴越国今浙江省和江苏、福建部分地区)。他重视农桑，修筑河塘，开拓海运，发展商贸，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奠定了杭州作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的基础。
钱王家训中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在钱氏子孙之中人才辈出，宰相、翰林比比皆是。在现当代钱王后裔之中，有着名学者钱穆、钱锺书、钱玄同，外交家钱其琛，水利专家钱正英，书画家钱君甸，曾任“台湾‘监察院院长’”的钱复，等等。
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亦为钱王后裔，人称“三钱”。“三钱”皆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是着名力学家，钱三强是着名核物理学家。有趣的是，在“三钱”之中，钱学森生于1911年，钱伟长生于1912年，而钱三强生于1913年，这“三钱”正好在连续三年中出生。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世孙。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袓先家训的影响吧！”
钱家是杭州“华丽家族”。钱家世代在杭州经营丝业，乃丝行大亨。钱学森的曾袓父钱继袓经营有方，丝行生意兴隆。当年杭州一带蚕丝上市的时候，由钱家丝行定价，别的丝行依照钱家丝行的定价收购蚕丝。
钱学森母亲章兰娟家，也富甲一方。如今在杭州方谷园的2号门口挂着“钱学森故居”的牌子，这座钱家大院横向面阔三间，纵向进深三楹，总占地面积为8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02平方米，是作为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陪嫁，“带”到钱家来的。
再说“学”。
“学”是毅。
钱家按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
钱均夫名家治，字均夫，属于“家”字辈。
钱学森是“学”字辈。
钱学森的儿子取名钱永刚，是“永”字辈。
“森”是名。
钱均夫为儿子取名时，沿用“木”字旁，因为他的同辈堂兄弟，除了都用“学”字之外，名字中另一字都用“木”字旁，诸如钱学榘、钱学梁、钱棠（钱棠按辈分应名钱学棠，因其母亲名字中有“学”字，为避讳取单名钱棠)。钱均夫最初曾打算用双木——“林”字，为儿子取名钱学林；后来索性再加一木——“森”’更加蓊郁葱茏，充分体现繁茂之意。
另外，“学森”的谐音是“学深”有学问深远之意。
顺便说一件趣事。钱学森的签名有时候看上去像“化学系”，后来他从事“两弹一星”工作时，为了保密，有人就以“化学系”作为钱学森的代号。
坐“洋包车”到“蒙养院”
钱学森虽然是杭州人，却讲一口“京腔”——北京话。那是因为在1914年年初，三岁的钱学森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长大。
钱学森来到北京不久，就被送进了“蒙养院” 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蒙养院”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实，蒙养院就是幼儿园。在“民国”十一年（1922)以前，幼儿园叫“蒙养院”。“民国”十一年一月二日，总统黎元洪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蒙养院改称“幼稚园”。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幼稚园改称幼儿园，而在台湾仍称幼稚园。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清政府派出端方、载泽、戴洪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端方在归来之后，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而教育要从小抓起，故仿照西方在中国创办蒙养院。所谓“蒙养”，即“蒙以养正”就是从小就“正本慎始”当时，蒙养院在北京还是“稀有元素”能够把孩子送进蒙养院进行启蒙学习的，差不多都是达官富贾。钱家当时包了一辆“洋包车”（老舍笔下的胳驼祥子拉的人力车)，由女佣陪同，接送钱学森到宣武门蒙养院。
常言道，“三岁看老”。三岁时的启蒙教育，关系到此后的整个人生。那时候，在蒙养院里，孩子在“修身话”中接受做人之道的教育，在“行仪”中学习行为举止，在“读方”中识字，在“数方”中学习数数和加减，在“手技”中搭积木，在“乐歌”中初习歌舞，在“游戏”中活泼成长……
手帕胡同里的纸飞镖
1917年9月，不满6岁的钱学森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离家不远的小学就读。
那时从教育部街往西，不远处有一条细长的胡同，叫作手帕胡同。手帕是形容其小。北京有好几条手帕胡同，为了区别起见，这条手帕胡同由于邻近西单，通常被叫做西单手帕胡同。在手帕胡同34号（今18号）有一所小学，当年门口挂着“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牌子。
通常，师范院校的附属中小学，都是教育质量上乘的学校，因为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基地，而师范院校附属中小学正是师范院校进行教学实践的基地，所以师资优秀而充沛。钱学森的父亲在教育部任中小学科科长，当然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钱学森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在师范院校附属学校就学，而且钱学森所读的学校，都是“名牌学校”，都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流的学校。
钱学森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在这个小学校如今仍在流传关于纸飞镖的故事：钱学森和同学一起玩纸飞镖，每次总是钱学森的纸飞镖扔得最远。同学们很奇怪，向钱学森请教。钱学森说出了其中的窍门：“飞镖要折得有棱有角，非常规正，这样投起来空气的阻力小。”
这个故事被人们引申为钱学森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空气动力学”的常识，难怪他后来成为空气动力学家。这样的引申虽说有点牵强，不过钱学森从小就爱动脑筋，这倒是确确实实的。
当年小学的学制是三年初小，三年高小。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念完初小三年，9岁的钱学森在1920年转校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从宣武门内转到了宣武门外。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是当时北京最气派、最漂亮的小学。钱学森进入这所北京最好的高小，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小学时光。
那里的学生后来回忆：“每天下午课后放学前，轮流值日做大扫除，翻椅挪桌，水擦地板，就这样培养我们从小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
“劳作教室是专供男孩子用的，备有齐全的工具和工作台。当时我们学过用竹子做筷子、餐刀和汤匙。女孩子的劳作课则是在后院东边的小楼上进行。她们在那里学过缝纫和烹饪，曾经试做过‘萨其马，和糖葫芦钱学森依然乘坐“洋包车”上下学。不过，这时的钱学森比上蒙养院的时候要顽皮，在车上不时左顾右盼，有时趴在车上从后面的车窗朝外看，有时朝路人做鬼脸。不过，到了学校，钱学森在课堂里却是聚精会神，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进入高小的钱学森，已经渐渐懂事。他后来回忆说： 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杈、欧阳修、赵孟頫等人的字帖临写，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照着字帖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在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建新，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维，着名作家林海音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邓颖超也在该校教书，虽然当时邓颖超并没有教过钱学森。邓颖超1920年毕业于直隶女师（河北师大的前身），同年8月18日，她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是附小第一位女教师。1922年夏，邓颖超离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女校任教。
由于有着师生之谊，钱学森后来见到邓颖超，总是称之为“邓老师”1991年10月17日，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87岁高龄的“邓老师”致函祝贺。
名师出高徒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它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北面，与之只有一墙之隔。
这是北京响当当的名牌中学，历史悠久，名师云集，人才辈出。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
1)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
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
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
4)中学老师
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
俞君适-生物学
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
王鹤清——化学（原子价）
傅仲孙-几何（数学理论）
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
5)大学老师
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际）
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际）
6)预备留美王助——经验设计
7)留美the odore von karman(引者注：即冯·卡门)
8)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父母对于钱学森的影响，当然深刻。
钱学森归国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给予钱学森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除了父母和新中国的领袖总共五位之外，其余十二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
名牌学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倚仗于名师的魅力。钱学森把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冯·卡门列入名单，是理所当然的。冯·卡门是美国科学名师，有口皆碑。
除了博士生导师冯·卡门之外，列入钱学森所写的名单之中，有小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三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学老师占了七位！这七位中学老师，全部集中在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对于钱学森来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六年，是永远难忘的。
据传有这么一个故事：林砺儒虽然是钱学森所在学校的校长，却不是他的任课老师。为此，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辅导自已的儿子。林校长并没有答应下来，而是出了几道题，要考考钱学森。两个大人正在聊天，却发现钱学森到外面玩去了，而他的答卷放在桌上。林栃儒看了钱学森的答卷，非常满意，于是收下了这个学生，教授他伦理学。
林栃儒是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林先生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从1922年至1930年担任北京师大附中主任，而钱学森在1923年至1929年就学于北京师大附中，从入学到毕业，都是在林砺儒先生执教之下学习，他对钱学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砺儒力主教育改革，反对灌输式的死记硬背。解放后林栃儒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钱学森回忆说：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国立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
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巳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北京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得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
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我在读书时，没有死背书，看了许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
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务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成为着名的国画大师），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着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一年级时，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董鲁安老师上课幽默诙谐。张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曾回忆说：“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最为学生称道的老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到精彩段落，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一次董先生上课走了题。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啰！，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讲课又走了题。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
1942年的8月中旬，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董鲁安几经周折，抵达晋察冀解放区，受到聂荣臻将军的欢迎。董鲁安在《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署名于力)。1949年9月30日董鲁安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董鲁安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
几何课老师傅钟荪（钱学森写作“傅钟孙”)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钱学森从此懂得科学的严谨放之四海而皆准。
化学课老师王鹤清开放化学实验室。你有兴趣做化学实验，发随时都可以到那里去做。生物课俞君适（后来任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老师则带领同学们去野外采集标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这两位老师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
图书是进步的阶梯。北京师大附中的图书馆，曾经给了钱学森莫大的帮助：在（20世纪）20年代，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像《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
“豆腐乳卤加稀饭”
如果说“豆腐乳卤加稀饭”曾经救了钱学森的命，你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其实真有这事儿。
话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之后，在1929年9月考取了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钱学森是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交通大学的。钱学森曾回忆说：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部（理科）毕业后，于1929年夏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的。记得当录取名单在上海《申报》公布时，我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第一名是钱钟韩，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第二名是俞调梅，现在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不过他们二位后来都转入他系，只有我留在机械工程系，于1934年毕业于机械工程铁道机械工程门（注：指专门化）。
钱钟韩，后来成为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院士)；俞调梅，同济大学教授，武汉长江大桥、上海宝山钢铁厂顾问。
钱学森就读期间交通大学校门为了便于就近照料自已的独生子，钱学森的父亲居然辞去了在北京的教育部的公职，来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这样，钱家从北平迁回杭州，住在方谷园。每逢寒暑假，钱学森可以就近从上海回到杭州，跟父母、祖母团聚。
钱学森顺顺当当在交通大学念完了一年级。就在这年——193阵的离，钱学森离州，却意外《1姓的第一场乡。
那是在钱学森即将度完暑假的时候，突然腹泻、头痛，高烧达39尤至401，皮肤上出现玫瑰疹斑。钱学森的体质向来不错，不大生病，而这次患病来势汹汹。父母急请医生诊治，断定钱学森染上伤寒。
祸不单行，钱学森的袓母也与钱学森同时发病。
伤寒是伤寒杆菌随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消化道而引起的。伤寒杆菌随血液流进入肝、脾、脏、肾和骨髓后大量繁殖，产生大量体内毒素，使患者发高烧，严重的会造成肠道出血或穿孔，导致死亡。在当年，伤寒是相当严重的传染病。在19世纪50年代，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与俄国之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双方总共阵亡50万将士，而其中因伤寒而死亡的士兵是因作战而死亡的9倍，达45万人！
西医治伤寒，首选的药物是具有广泛杀菌作用的抗生素青霉素。青霉素早年的译名为盘尼西林，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1928年发明的，1944年才进入中国。所以在钱学森患伤寒的年月，西医对伤寒几乎束手无策。
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嘱连吃了三个月，伤寒病居然痊愈了！
这可能是由于“豆腐乳卤加稀饭”使饮食清淡而干净，止住腹泻，消除了高烧。
不过，这“豆腐乳齿加稀饭”并非万应灵丹。钱学森的袓母当时也如此这般治疗，却不治身亡。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钱学森年轻抵抗力强，而老祖母毕竟上了年纪。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可以在屋里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始于这场伤寒症。钱学森晚年仍每日坚持练气功。
虽然康复了，但是这场大病耽误了不少时间，使一向用功的他不得不暂时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
绘画和音乐的“发烧友”
一位朋友听说钱学森喜欢画，打算买几幅画送他，心想钱学森对于这样的“雅礼”总会收下。正巧，在送画之前，他跟钱学森一起去参观一个画展，钱学森一边看画，一边随口对画作发表评论。那位朋友一听，钱学森对于绘画非常有见地，在绘画艺术方面的修养非同一般。回去之后，那位朋友打消了买画送钱学森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他准备买的那几幅画，钱学森肯定看不上眼！
作为导弹专家，钱学森怎么会对绘画也那么在行呢？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杭州养病的那些日子里，钱学森在父母陪伴下，常去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漫步。绿柳拂面，轻波荡漾，人在湖畔，宛如画中。父亲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掌握了山水国画的技巧。钱学森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全部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钱学森从此不仅喜欢绘画，而且懂得如何鉴赏画作。
后来，钱学森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所在的1934级的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钱学森对于音乐，更加在行。
1935年，钱学森因赴南京报考留美预备生，住在父亲钱均夫好友厉家祥家。厉家祥夫人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钢琴科，常在家中弹钢琴。后来厉家祥的儿子回忆说： 女主人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你弹的是pourellse吧。”之后他就饶有兴致地与女主人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钱学森谈兴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那位女主人越聊越觉得吃惊，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还不知道，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钱学森的谈话很有深度，很有见地，他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
在休学养病期间，钱学森除了作画，还以音乐为友。
宋朝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传诵一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的原意是讽刺南宋小朝廷赵构逃到江南，只求苟且偏安，不思收复中原失地。不过诗中这句“西湖歌舞”倒是道出杭州深厚的音乐、舞蹈底蕴。出身杭州豪门的钱学森，也有几许音乐细胞，尤爱吹奏圆号。
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c.y.vanheyst(冯·海斯特）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11名乐队成员及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海斯特当时是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o钱学森还学会演奏多种乐器。
据钱学森回忆，他是在同级同学林津的“动员”下加入交通大学铜乐队的：我在交大读了五年，因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快终了的时候我害了伤寒，康复时间长，只得休学一年。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到学校读三年级时，一到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讲话。正好这时间同级的林津（也是北师大附中的）来动员加入学校的铜乐队，说在“纪念周”开始时乐队伴奏后就可以退席。我欣然从命，学吹中音喇p八。
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
当时钱学森每天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得到过一笔奖学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足见他对音乐的痴迷。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在第四期《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音乐与音乐的内容》的文章。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能够对音乐发表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明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修养。
后来，钱学森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木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经过一年的休养，1931年暑假结束之后，钱学森又回到了交通大学。
请求老师扣分
又是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上海，来到母校交通大学，金悫(qus)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47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
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6月23日，进行水力学考试。按照当时交通大学的规矩，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v”或者“x”，然后在下一堂课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这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的试卷上，全部都打“v”，意味着这次稳拿100分。可是，钱学森细细一看，发现一个小小的错误：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写成了“n”。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96分。
钱学森主动要求扣分，使金悫教授深为感动。金悫的“悫”的含义，就是“诚实谨慎”金悫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诚实谨慎”。正因为这样，他非常赞赏这位诚实的学生，保留了钱学森的这份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中那流离颠沛的日子里，这份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正因为这样，47年之后，听说钱学森回到母校，金悫教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交通大学的校规是相当严格的。学校规定，考试科目有30%以上不及格者，不准补考，令其留级；超过50%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有的班级到二年级时尚有2\/3的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1\/3的学生了。各科成绩平均达80分以上的学生很少。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缴学费的鼓励。
1933年6月24日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水力学考试试卷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分数在70~80分之间，而钱学森每年的平均成绩都超过了90分。例如，现在保存于交通大学档案馆1932年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的，总分在班上22名学生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热力工程89分，机械实验90分，电机工程96分，电机实验94分，工程材料92.7分，机械计划97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84.2分，最后平均成绩为90.44分。当时的第二名是丁履德，平均成绩为83.97分，后来他也考取留学公费生，去意大利攻读纺织机械工程学。
1933年4月8日，交通大学成立37周年纪念典礼在文治堂举行，典礼中颁发学生奖品，受奖者为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兼品行端纯者，钱学森、钱钟韩等9名学生获奖，免缴本学期学费。
1934年6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发给钱学森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状，以示奖励。”
1934年6月，即将毕业的钱学森、张光斗、徐人寿、倪文杰等人当选为中国斐陶斐励学会会员。该会会员入选条件严格，大学毕业班人数在50人以下者，每10人选1人，在50人以上者增选1人，入选者必须在校连续7学期（最后一个学期不计）成绩均在85分以上，操行最近3个学期名列甲等。
1934年6月15日，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第四次教务会议上，审订了各项奖励学生名单：钱学森、钱学榘、张光斗等11人获得了学期免费奖。
钱学森在回忆交通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
“进京赶考”
不知道是谁，把toefl译成了带有中国吉祥色彩的“托福”toefl即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开头字母的缩写，亦即非英语国家学生英语水平考试。
现在去美国留学，要考“托福”要考“gre”（研究生英语)，优秀者可以获得美国大学的奖学金。
钱学森那个年代，要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又称“官费生”），优秀者才能获得奖学金。
夏日的南京，在没有空调的岁月，热不可耐，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1934年8月，刚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的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火车沿沪宁铁路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进京赶考”一年一度的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举行——虽然考的是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但是考试并不在北平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二十三年度”(“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度）
留美公费生，只招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角逐这20个名额。
钱学森在南京的考试课目有物理、微积分、热力学、机械工程，另外还有中文、英文以及第二外语的考试。所有的这些考试，在一天之内考完。尽管到那里参加考试的都是各校的尖子，钱学森还是对自己能够脱颖而出充满信心。
钱学森从南京回到杭州，静候佳音。在金秋十月，他欣喜地获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揭晓通告”上，有这样一行字：“航空门（机架组）一名钱学森”。
“航空门（机架组）”，也就是“航空机架”
当时，在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只有一个“航空机架”专业名额。所谓“航空机架”，也就是飞机机架的设计和制造。飞机除了发动机之外的部分，就是机架。这清楚表明，钱学森作为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改学航空机械工程了。诚如钱学森后来所回忆的：1934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录取后，在国内杭州笕桥及南昌的飞机工厂见习了几个月，算是入门。
在与钱学森同时被录取的留美公费生中，后来夏鼐成为着名考古学家、王竹溪成为着名物理学家、赵九章成为着名气象学家、张光斗成为着名水利学家、殷宏章成为着名植物生理学家……
幸遇“培养大师的大师”
其实，钱学森能够考上留美公费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钱学森向来学习成绩甚好，却在留美公费生考试中遭遇“滑铁卢”：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母亲当时病重），向来擅长数学的钱学森，在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时，竟然数学不及格！
钱学森其他成绩，竟然也并不好——唯独“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高分！
倘若按照留美公费生的考试成绩，钱学森恐怕要“名落孙山”——倘若钱学森无法赴美国留学，历史就要改写，中国也就没有“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了！
在这关键时刻，主持招考工作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慧眼识人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之后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前往美国留学，叶企孙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创建清华物理系并出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系主任。
叶企孙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叶企孙亲自培养了我国一大批着名科学家。在“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之中，有10位是他的学生，即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此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着名科学家也出于他的门下。正因为这样，叶企孙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叶企孙不仅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系主任，而且长期主管清华庚款留学基金。清华大学每年选派留美公费生，都由叶企孙定夺。由于叶企孙本人就是当年作为清华庚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一员，有着亲身的体会，所以叶企孙对于每年选派留美公费生工作格外认真。
1931年9月18日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后，大批日本轰炸机掠过中国上空，掷下成千上万的炸弹，使叶企孙意识到中国必须培养自已的航空人才，以求发展航空工业和空军。1933年，叶企孙在清华大学选派的留美公费生，招收3名飞机制造专业学生，其中的一名是赴美学习“航空机架”。
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林同骅，考取了这个名额，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个“航空机架”专业留美公费生。林同骅是四川重庆人，出生于1911年，与钱学森同龄。钱学森因伤寒病休学一年，所以比林同骅晚一年报考这一专业。林同骅后来成功设计、制造了中国首架运输机。
1934年，叶企孙在遴选“航空机架”专业留美公费生时，注意到钱学森虽然其他课目的成绩不是太好，但是“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高分，看得出钱学森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
叶企孙虽然没有直接教过钱学森，但是在钱学森人生的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可谓钱学森的伯乐。
清华大学有着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优良传统：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不及格，仍被录取；吴晗两次考试数学皆为0分，也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叶企孙是一位正直而富有组织能力的学者。他后来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成为当时中国科学界的实际领导者，但外是他并非国民党党员。
1949年春，北平解放，5月，叶企孙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日的院士)，并担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常委。
在“文革”中，叶企孙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大学的头子”。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当时的他，“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只好日夜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承振宁等回国观光时要求探望他，均遭拒绝。资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这位“培养大师的大师”在昏睡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