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
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紧紧衔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2月13日举行了闭幕式之后，又开了两天会，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却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还有不少“新面孔”搬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趁中共中央委员们大都在北京，马上就接着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是212人（应出席人数为218人），而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数更多，有中共中央委员169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2人。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12月16日（由于时差，这天美国时间为12月15日），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的外交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提前15天，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元旦起正式建交。
从此，中美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也就在12月16日这天，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报告，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报告指出，在“文革”中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所谓的“叛徒集团”是一大错案。薄一波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2月17日上午10时，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主持，100多名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华国锋的两侧，坐着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洲事务的章文晋。
华国锋回答了记者们的六个问题。
翌日──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大会厅开幕。
会场的正中，高悬两幅画像，即毛泽东像和华国锋像。
画像左侧，是一幅红底白字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画像右侧，是另一幅红底白字标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诚如本书开头的“小引”中所言：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在上海诞生以来，已经举行过17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每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上百次中央全会。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中共中央全会，其深远的意义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甚至超过了许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大转折！
然而，如此非同凡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36天！其实，就某种意义上讲，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大转折”所涉及的众多的问题，已经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深入的交锋，充分的讨论，然后提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结论。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在5天之内，作出一系列历史性的决策。
就某种意义上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又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舆论准备。从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掀起了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大讨论，导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推倒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铺平了思想道路。
有了7个多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有了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情况很类似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之前，有了因湘江之败而引发的全党、全军对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左”的军事领导的强烈不满，有了湖南的通道会议，有了贵州的黎平会议，对博古、李德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在贵州黎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已经作出了让李德“靠边”的决定。这时，虽然中共中央总负责仍是博古，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已经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接受。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毛泽东才会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其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铺垫”。
纵观中共十一大以来的历程：中共十一大是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在中共十一大结束后，8月19日，紧接着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只花一天时间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中共
十一届二中全会是在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这是一次平常的会议，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会议的议题只是审议即将召开的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本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只是讨论和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和通过《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只是讨论这些文件而已，会期也不过几天罢了。
然而，由于邓小平提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一下子使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战术性的会议转为战略性的会议，会期也就由半个月延长至36天。
正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也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一系列战略性的决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可以这么说：“瓜熟”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蒂落”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水到”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渠成”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就作出了使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战略性决策。其实，确切地说，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36天，再加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5天，总共41天，完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吴明瑜在跟笔者谈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及一个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规律”，倒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吴明瑜说，大体上一中全会是解决人事安排问题，因为一中全会总是紧挨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这新一届中央委员第一次开会，要选举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所以，一中全会总是解决新的人事安排问题。
二中全会一般平平淡淡，因为二中全会距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到了三中全会，往往要发生变化，因为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这时需要三中全会作出调整政策。
至于四中全会或者五中全会，则会出现激烈的斗争。因为临近下一次新的全国代表大会，要为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人事、政策、路线上作出新的安排，理所当然会产生激烈的斗争。
当然，吴明瑜说的只是“一般规律”。
用这“一般规律”来观察、分析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至后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倒是有几分道理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据统计，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41天里，光是收到的发言稿就有500多份，仅会议简报就多达150万字之多！
正是因为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所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不一定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顾名思义，出席会议的必须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也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 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例如，黄克诚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曾任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摈弃“两个凡是”的会议，但还是由华国锋主持。因为华国锋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坐在华国锋两侧的，理所当然是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即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汪东兴。但是，这次会议决定增选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大会一致选举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所以，陈云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跃升最快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
间，陈云还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另外，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这样，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下子增加了四项职务——尽管对于陈云来说，他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便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便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震动会议的两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这5位副主席的排名顺序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
于是，中共形成了这样的领导核心：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这6人之中，华国锋和汪东兴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势。内中特别是汪东兴，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尽管邓小平排名第三，实际上他已经是“第一提琴手”。华国锋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随着“两个凡是”的破产，他已经从政治的巅峰跌下来。叶剑英虽然德高望重，但是毕竟年事已高。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这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十分相似：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只是作出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此后8年的中共中央总负责名义上一直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被“推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实际上中共最高领袖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同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以邓小平为首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本书“小引”中引述了邓小平对于第二代领导核心形成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的胡耀邦、萧华、汪锋、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组织人事调整提出了具体意见。他们的意见在大会简报上刊登之后，中南组、华北组也提出了关于调整组织人事方面的意见。
在会上，人们对汪东兴的意见最多，对华国锋也颇有微词。
不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时出于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考虑，提出“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所以，仍让汪东兴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他“不减”、“不出”。对于华国锋也仍让他保持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这种处理方法，颇像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犯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仍保持原职，而毛泽东只是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当时要求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领袖的呼声甚高。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也仍只是保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根据“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决定，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了以陈云为首的100人组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保障中共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全会选举邓颖超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层又一次作了若干调整，这些调整，显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续。只是这些调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可作出，所以不必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
会议对四位新增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分工，作了这样的决定：
陈云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
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
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许多中共中央委员的建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以协助中共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会议任命：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
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免去张平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调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
调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任命冯文彬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任命杨德中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姚依林原任商业部部长，由金明接任；
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任命刘澜涛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另外，会议还决定：
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这一决定，实际上等于削去了华国锋的“副手”汪东兴的实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稍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3人得到最明显的提升，这便是陈云、胡耀邦和胡乔木。
陈云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四职；胡耀邦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三职；胡乔木身兼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三职。
前已述及，陈云的贡献在于在两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发言；胡耀邦的贡献则在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胡乔木的贡献则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本来，有人提议由胡乔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也曾这么建议。
确实，由胡乔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非常恰当的人选——胡乔木过去曾多年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着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在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时，曾作这样的说明：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同志提议我不再兼组织部部长，改作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本来有的同志提议乔木同志当宣传部部长，他是最合适了。为什么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过考虑，乔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较高，宣传部的工作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如果要他来管宣传部，势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这就是浪费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我做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本不够格，是赶着毛驴当马骑，勉为其难。乔木同志当中央副秘书长兼“毛办”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办”主任了。
对于胡耀邦的提升，胡德平记得，他的丈人安子文最为感叹。因为安子文从1956年11月到1966年8月，当了10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加上此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多年，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领导达20多年。可是，他却在“文革”中受迫害进了秦城监狱。安子文向女儿这么感叹道：“我当了20多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有趣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17日——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恰巧与胡耀邦“对调”。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稍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两人受到最明显的冷落，那便是汪东兴和张平化。不言而喻，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汪东兴和张平化的种种行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们的尖锐批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共高层领导核心所作的这一系列调整，保证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得以贯彻。
胡乔木主笔起草《公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集中体现在1978年12月22日全会所通过的公报上。
通常，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是“新闻公报”——因为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有政治报告阐述会议的政治内容。中共中央全会则通常用“公报”，这公报概括会议的政治内容。
“公报”比起“新闻公报”更给人以庄重感，因为这是“全体会议”的“公报”，而且标明“某年某月某日通过”——这意味着，《公报》是由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举手通过的，相当于会议的宣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公报》，主要不是新闻性的，而是理论性的。《公报》是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性概括，分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和作风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公报》写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的新决策、新观念、新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公报》的起草已在进行！对于中共中央全会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因为有的中共中央全会只开几天，必须事先起草好公报，到时再根据会议情况作些修改，然后公开发表。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跟往常的中共中央全会又有不同，因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准备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都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一讨论了。
正因为这样，《公报》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时开始起草的。
最初，《公报》的起草仍由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负责。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汪东兴本人又在会上受到许多批评，由他负责起草的《公报》理所当然是不能用了。
于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指令会议文件的起草班子又起草了一份《公报》。这个起草班子写出了《公报》草稿，内容仍很不令人满意。所以，改由胡乔木主笔。
那时，胡乔木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起草《公报》本来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何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时，胡乔木是以“列席者”身份出席的──直至全会同意增补他为中共中央委员。
考虑到胡乔木当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中共中央起草过许多文件，所以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面，请胡乔木主持《公报》的起草工作。
胡乔木当时的秘书朱佳木是这样回忆的：
华国锋同志……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了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件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
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为中共中央全会的《公报》，对于一场由报纸特约评论员引发的讨论作出评价，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宣布了“两个凡是”已经被彻底否定：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以上这段言简意赅的话，不是出自某篇社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这一段评价意味着思想路线的重大转变，即从“两个凡是”转变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公报》虽然没有点名批判“两个凡是”，但是用这样一段话正面加以阐述，实际上也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公报》还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彻底否定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绩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公报》也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以及此前所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中国列车驶离“左”的轨道
如果说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上的重大转折，那么，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路线的重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最重要的决策，清楚地写在《公报》的第一段里，那就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邓小平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的。
经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讨论，邓小平这一战略性重大决策，成了会议代表的共识。华国锋也表示赞同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重大战略性决策，使中国的历史实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对于这一战略性的“转移”，毛泽东曾经想到过，也曾说过，但是他一直未能“转移”。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很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刘少奇说，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也讲述了类似的观点。
但是，就在中共刚刚打算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就被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打断了。诚如邓小平所言：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邓小平又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还说：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与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 ”相反，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 从“左”的轨道拨正方向的转折点。到1976年 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列车终于驶出那黑暗的漫长的隧道。但是，在华国锋的驾驶下，中国列车仍在“左”的“阶级斗争”轨道上运行。
直至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列车改由邓小平驾驶，这才实现了“转轨”──脱离“左”的“阶级斗争”轨道，在正确的“四化”建设的轨道上呼啸前进。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云的发言而引发关于众多历史重大事件的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公报》用八个字来概括处理历史重大事件的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公报》指出：
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
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公报》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名义，对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公报》首先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
会议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公报》也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名义宣布：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会上着重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
叶剑英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力，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保证。 ”
对于加强法制，叶剑英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使中共中央委员们深受震撼：“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
在会上，代表们对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严重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为此，华国锋表示今后要“少宣传个人”。这样，《公报》中写了这么一段：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这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那股“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的热潮，也就画上了句号。对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就降温了。
胡耀邦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六天——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党校。
胡耀邦此行，原本是为了和前来继任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张平化办理交接手续的。然而，胡耀邦的到来，中共中央党校为之轰动，教师和学员强烈要求胡耀邦就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次报告。
原本没有作报告打算的胡耀邦，感到盛情难却，不得不在全校作了即兴讲话。话题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党校作了详细记录。这份记录后来送交胡耀邦审阅，然后印发给学员学习。
这份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胡耀邦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说。
胡耀邦一开始，便说及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致情况：
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150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
总起来说，是五大问题：
1、转变有伟大的意义，伟大的前途；
2、转变以后，我们要老老实实抓经济，把生产搞上去；
3、要转变得好，就要我们把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搞好，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
4、还要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搞好；
5、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好，党的生活搞好。
胡耀邦谈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思想：
全会主要精神在哪里呢？公报上面基本上把它概括报道了。我只向大家阐述一下公报的内容。公报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就是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或者叫重心，或者叫中心）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上。
再说一遍，从此以后，只要没有外敌侵略，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起来搞四个现代化，不搞别的。千万不要用主要的精力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了。这个根本思想，就是会议的中心思想。
胡耀邦要求大家适应这一转变：
我们适应不适应呢？我觉得我们许多同志不适应。我们有许多同志的脑子不是这么想的，老是想搞运动，老是想什么批评人。
如何搞现代化，我们懂吗？我们知识多吗？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同志，台下的，台上的，还加上楼上的，我看我们大家都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知识不多，经验不多。思想上的习惯势力厉害得很。
习惯势力就好像抽烟，讲话开会两只手总往口袋里抓。（众大笑）
脑子里面有个习惯势力作怪，新的事物它装不进去，老是想从别的地方——从政治上——干一下。一干，把事情就搞坏了。
胡耀邦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
所以，这次党中央明确提出来，这是根本的历史的转折，这是个伟大的转变。
公报分析了我们要转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的历史经过和现在的条件，指出我们把“四人帮”粉碎了，最大的障碍扫除了。也谈了我们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深远意义和伟大意义。
同时，也谈了我们还有困难。不单还有遗留问题，我们的思想也不适应，因此我们要重新学习。
我们的《理论动态》写了《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文，指出从历史上讲，我们有两个重新学习。进城的时候，1949年毛主席指出重新学习，这是第一次。现在要来个第二次重新学习。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古代故事，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滥竽充数”，不会吹，但是人很多，他可以混到里面不吹。好像我们唱《国际歌》《东方红》，有的人忘了歌词，不唱，唱不出来，就跟着大家啊、啊、啊，这叫“充数”。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同志们，如果再搞南郭先生那个“滥竽充数”，
那就不行了。也许有人说，我以后还慢慢干。为什么？我害怕将来还会有什么运动。我告诉同志们，中央不再搞什么运动了，这个决心下定了。我们吃了20几年的苦头，你们回去以后也不许再搞什么“土政策”：不搞四个现代化，去搞什么政治运动。
胡耀邦直言不讳，发人深省地指出中国乃是“伟大的落后”：
同志们，我们确实太落后了。我们的祖国伟大是伟大，但是很落后也确是事实。我看是“落后的伟大，伟大的落后”！列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如下著名诗句：“俄罗斯母亲啊，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悲观失望。
胡耀邦提出了“三分明”原则：
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做到“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叫做“三分明”。
胡耀邦接着又谈到了彭真和陆定一，而且还鲜明地指出刘少奇那三顶大帽子“大体不可靠”——在当时能够这么说，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大家敢讲真话，讲了许多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这次都解决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后天中央用飞机把他接回来。
陆定一同志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宣传，他吃了很大的苦头。
彭罗陆杨只平反了50%。还有同志问，还有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数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讲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看材料，我估计可能不可靠，大体上不可靠。
胡耀邦谈了民主和法制问题：
公报还讲了民主和法制。前天黄火青同志说，现在正在开全国高检会议，一定要请我去讲一讲。我说，我去讲不犯“法”吗？他说，你去讲一讲，这是同志之间友好的
支持嘛。我讲了三个问题，我把第二个问题简单说一说。我说，我们公报上写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你们就是干这么四件事。可是你们会反过来问：现在我们有什么法？无法可依
嘛。违法必究，是你违法还是我违法哟？是你究我还是我究你哟？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怎么办？按什么办事？第一，按上级指示办事，现在上级不会有很多指示。比如男女青年要满25岁才能结婚，谁敢发这个指示？原来婚姻法规定男的20岁，女的18岁可以结婚，你要改变婚姻法的规定，谁敢作个人指示？
第二，靠过去的法律条文办事。解放以来，我们有多少法？有些法对不对？
第三，靠先进单位的经验办事。政法先进单位究竟是哪个，我不清楚？先进单位先进经验也得要分析。
那么，靠什么办事？我们还要老老实实，靠法制办事，靠实事求是办事。法律不光是写好多文章、条文，在我看起来，高检当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不光干部里面有，监狱里面也有。青海有5万个劳改犯（连家属一起），有的早就释放出来了，可是现在同样没有公民权。人家现在提出问题来了，说我刑期早就已经满了，怎么还不给公民权。问题一大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法制搞好。
胡耀邦又谈了思想方法、思想路线问题：
公报第四部分讲的是我们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问题。你要搞四个现代
化，矛盾一大堆，问题一大堆，新问题很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都要靠上级指示才能办事。解决问题，上级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同志们，要靠我们自己开动脑筋。
开动脑筋首先碰到一个问题——敢不敢解放思想。
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7000多字，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四句话是一个问题。他在整个会议上就讲这么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现在党内敢于讲话的只有少数人，不敢讲话的是多数人。
在工作会议期间有同志讲，我们党里面有的同志敢放炮，是高级炮手。但是，敢讲真话，敢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敢讲话的还只有少数。
小平同志说我们有许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或者半僵化。然后他就分析我们党里面有许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的原因，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底下形成起来的。
小平同志分析有四条原因：
第一条是，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搞了许多禁区，到处下禁令，制造了迷信，这个流毒很深，影响很大。
第二个原因，我们党里面民主集中制遭受了破坏。简单地说，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许多重大问题一两个人说了算。
第三是功过是非不清，赏罚不明。
第四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容易满足，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胡耀邦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所以，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不完全是“四人帮”的流毒，四个方面的原因都有。从这个问题，就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所起的良好作用了。
一切都要按照实践来检验，检验错了，纠正过来，对的肯定下来。可是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一些地县级干部，哲学知识太少。他们说，这么讲，实践检验真理，行吗？他根据他的实践说他是真理，那不张三有张三的真理，李四有李四的真理了吗？人家这里讲的实践是千百万人的实践，不是哪个人的。
多少年来我们很多同志不读书。无论如何拜托你们各位，你们自己回去注意看一看，你们那里有多少同志不读书，不看报，连文件都不看。
胡耀邦最后谈到了组织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问题，我们的组织问题。我们要把组织工作搞好，组织路线搞好。
我们补了一些人，增加了3个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1位副主席（陈云），增加了9位中央委员。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这次补选，将来开十二大的时候追认，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这次中央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顺便讲一下，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搞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编了一个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基本准则。说的是共产党里面按什么办事。文件经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以后提交中央，由中央颁布。
要把我们党内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评自我批评。党的会议上对谁有意见都可以讲，至于处理那就不能随便，要慎重。但请同志们注意一条，批评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账，主要是着眼于现在。在我看来，我们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对于拨乱反正不认真，不坚决，或者说有错误。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要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那么，我们的乾坤扭转了没有？我个人的看法没有完全扭转，乾坤初转，或者是乾坤始转，开始转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扭转，所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有危险性。
胡耀邦尖锐地抨击了个人迷信：
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也可能意识到了。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多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中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实际上我们搞了一些迷信的东西。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哪，正确哪，伟大呀。同志，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
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哪！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
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同，明明两个人关系不好，还说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搞这个，德国人就对我们有这样的批评，说你们中国人太讲客气，我们德国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们党的生活的这一条原则你们千万要注意。上级来，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请你吃饭，吃得不好怎么办，他回去以后会怎么的。有人说“帽子”没有了，还有“小鞋”，给你穿“小鞋”怎么办？穿就穿，穿不进去甩掉它，你怕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好，把我们的干部作风搞好。
胡耀邦快人快语。他的这一即兴报告，把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解和盘托出，非常生动，又非常鲜明。
胡乔木批判华国锋“左”的理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一次颇为重要的讲话。
胡乔木的这次讲话，拨乱反正，从理论上纠正了许多沿袭多年的“左”的口号，内中特别是批判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左”的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前已述及，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曾深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影响，也曾赞同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乔木经过反思，积极投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胡乔木仔细研究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从理论上对其中“左”的口号进行了分析、批判。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口号。华国锋也强调“抓纲治国”。华国锋所谓“抓纲”，这“纲”便是阶级斗争。
胡乔木否定了沿袭多年、影响广泛的这一口号。他说：“这样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而且，照这样推论，社会一旦消灭了阶级，失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据，社会发展就似乎没有纲、没有动力，或者忽然有别的矛盾取而代之，成为纲和动力了。 ”
又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核心理论，流行甚广。
胡乔木否定了这一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本来不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帮’一伙提出的。它公开见之于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两报一刊编辑部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后来康生把它写到九大政治报告中，他在向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时，又作了发挥。这个口号提出以来，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始终没有严格推敲，把它的科学含义和根据讲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口号还作过一些宣传，但是究竟它的含义又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今后，这种含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要的意义。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讲清楚，那需要考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 ”
再如，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之中的，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胡乔木加以如下剖析：“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但是也要经过中央正式决定，采取一定的手续才好把它正式纠正过来。 ”
还有，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给人们留下极深印象。于是，动不动就要说成路线斗争，说成第几次路线斗争。
胡乔木对此作如是说：“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是否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党内存在路线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如果任何斗争都是路线斗争，那么，党内就几乎天天存在路线斗争……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进行过不少的党内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进行过多少次路线斗争，别人也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必要这样来归类和计数。把党内一切复杂的斗争都简单化成为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们以后有没有必要继续这样做？”
胡乔木的这些见解，很多是邓小平的见解。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讲这些问题，是希望中国报刊从此不再使用那些华国锋时期曾流行甚广的“左”的政治口号。这样，便可逐渐消除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左”的影响。
所谓“右倾”和“非毛化”
世上的路，笔直朝天的毕竟不多，总有起伏，总有曲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路是曲折艰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也是波浪起伏的。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公报》刚刚见报，在山西省西角的运城地区，马上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十一大路线！
为什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强调“贯彻十一大路线”呢？
这是因为大字标语的作者，敏锐地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看出，政治路线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
他们鼓吹要“贯彻十一大路线”，不言而喻，这表明他们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他们还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大字报的作者们，显然是“两个凡是”派。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标语的落款不是某某“战斗队”，竟然是“地委秘书处”！这表明，这是一个地委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山西的两个县委书记，甚至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逆风千里，一场浩劫！”
不光是偏远的山西运城出现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字标语，而且首都北京也不平静。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激烈地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工向东”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文革”味。所谓“工向东”，乃“工人阶级心向毛泽东”之意。在“文革”中，“红向东”、“全向东”、“农向东”之类的名字曾经泛滥于一时。“工向东”的大字报，果真充满“文革”味。大字报声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践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大字报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翻案，是“右派翻天”，“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北京街头还出现署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传单。那传单的标题十分刺目：《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路线》！《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还同时收到一份长达 1.6万字的传单，猛烈地攻击邓小平。传单的署名为“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
……
这些大字标语、大字报、传单，表明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一股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逆流。反对者们制造流言，声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错误”，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对者，不仅在国内有，而且在国外也有。
海外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曰“非毛化”。“非毛化”的含义明明白白，即“非毛泽东化”。他们宣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非毛化”会议。
其实，这“非毛化”一词，是套用“非斯大林化”一词。
“非斯大林化”一词，始见于1956年。在这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这样，海外报刊称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
海外报刊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比作苏共二十大；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视为“非毛泽东化”，亦即“非毛化”。其实，在“非毛化”一词出现之前，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在中
国国内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新名词，那就是汪东兴所说的“砍旗”。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其实就是“非毛化”的同义语。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跟苏共二十大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
作的秘密报告，主题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实行“非毛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思想，只
是指出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关于这一点，后来在1980年8月，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的提问时，谈得非常明白：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所以，邓小平也就回击了所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的海外谬论。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截然不同。邓小平把毛泽东一生分为正确的和后期的错误两部分。邓小平不仅指出毛泽东正确的部分是第一位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主席一生中的正确部分”。这样，邓小平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不是“非毛化”，而只是否定了毛泽东的“后期错误”。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给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是这一大讨论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仍在继续中。
在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要“考虑补课”。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便提到了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大有人在”。邓小平说：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 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邓小平重新回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邓小平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在1979年下半年，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
以邓小平视角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诚如本书开头“小引”中所说， 从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了中国报刊、书籍、报告、讲话中的“高频词”。
其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成了《邓小平文选》中的“高频词”。
邓小平曾多次、多角度论述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差不多每年都要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时一年中几次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下从《邓小平文选》中，摘录若干片断，以求以邓小平的视角来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七个月，即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把是否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干部的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工作。他很强调这三年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那一年。
邓小平说：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这么说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角度，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一决议中，其中第26条，是专门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措辞严谨的评价。
这段评价的第一句话，便用“伟大转折”四个字来充分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接着，又用了两句概括性很强的话，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意义：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再接着，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作了这样的评价：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此后不久，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这样的评价：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这样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又这样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再一次提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说：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决定实行改革：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1989年5月31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年之后，面对当时春夏之交的动荡，邓小平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用的决策“语言都不变”：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号召他们为“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9年12月1日，85岁的邓小平再三叮嘱，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强调：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以上邓小平多年、多次的讲话中，足以看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频频论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频频嘱咐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佳评如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里程碑、转折点，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转折点。“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一评价，最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毕竟是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尽管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是也受到了时代的局限，虽然这局限只是支流，只是次要的。
如今重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些局限。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肯定：“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
人民公社制度是1958年“大跃进”的“左”的产物。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全国建立了7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力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在这里，还得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1978年12月，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宏昌等20户农民冒着极大风险，签下“分田到户”的契约，中国农村改革从此打响第一炮。
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农村联产责任制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一呼百应，推向全国。紧接着，在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其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包产到户”在中国就有过“三起三落”的历史：第一次是在1956年秋天，即高级社刚刚普及，但尚未运转一个生产周期时，一些地方就自发出现了包产到户。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曾两次出现。那时候，包产到户被认定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因支持包产到户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是错误的制度。正因为这样，在197年，安徽再次搞包产到户并发展到“大包干”直至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则是“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第四次兴起。
可贵的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包产到户”持支持的态度。万里多次向邓小平、陈云汇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陈云在“文革”前就支持“包产到户”，这时又一次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
但是，《人民日报》在1979年3月15日头版头条发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要求坚决纠正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指责“包产到户”是“错误做法”。
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是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 ”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包产到户”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员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邓小平指出：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1978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1200个，次年又发展为3.8万个，约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10%，到1980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发展到占总数的70%。与此同时，在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地，“包产到户”也在或公开或隐蔽地发展着。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5年，即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从此，中国农村改革迈大步，中国农业生产力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束缚，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另一重大缺陷是没有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进行总结和批评。公报只是提了一句：“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公报也只是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
确实，在1978年年底，还处于刚刚走出十年“文革”的阴影，还无法对十年“文革”进行彻底否定，所以只能停留在“文革”“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这样认识水平上。
公报中指出的“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那就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同时也指出了毛泽东应该对“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指出，毛泽东还应对1957年到1966年十年间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也“负有主要责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党内尚未肃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局限，是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局限也得以克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历史的丰碑，以历史的转折点，载入中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