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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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讲话被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
《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