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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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暑来临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平常，毛泽东是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天，据说毛泽东想到武汉游长江，因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临行找“中央文革”谈话。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们赶紧记下毛泽东的这句话。照毛泽东的意思，“文革”再进行两年，便可鸣金收兵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了北京。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随行。
翌日清晨，为了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泽东、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便对刘少奇发起了突然袭击。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怀念父亲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记述了他们当时目击的情景：
当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去，另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又来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的一炮。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来，只是批斗刘少奇的，由于陈伯达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使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三处，分别在刘、邓、陶所住的院子里举行。三位夫人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在邓小平家院子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也受到了造反派们的批斗。
刘少奇在结束批斗后，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在那样的岁月，宪法被视为废纸，刘少奇的抗议无济于事。
据王力回忆，7月18日晚，当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刘少奇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召集会议，讨论武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毛泽东对武汉两大派问题（即“三钢三新”与“百万雄师”）发表讲话。毛泽东正在讲话，汪东兴接到北京长途电话，说中南海造反派在斗刘少奇。江东兴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泽东让汪东兴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
陈伯达、江青、康生装聋作哑，依然煽动造反派发动8月5日的斗刘、邓、陶夫妇的大会。
就在“中央文革”的脑袋发烫之际，武汉爆发了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