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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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党内核心层中展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即批判刘、邓。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原来只准备开3天，后来开7天，以至开了19天。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陈伯达。他们在会上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记录被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作为“学习文件”。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现照小册子的原文摘录如下：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后来改题为《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印发。所谓“两个月”，即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两个月。
毛泽东曾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要大量印发，印成小本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一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2时
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指责刘、邓搞的是“国民党的‘训政’”。
陈伯达的讲话，除了谈“形势大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外，还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即“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陈伯达在结束讲话时高呼：“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据陈伯达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时间赶写出这篇讲话稿的。陈伯达的讲话，跟林彪的讲话紧密配合，在全党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随口而讲，没有稿子。从他的讲话记录来看，他的“调子”
比林彪、陈伯达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摘录于下：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犯了就改嘛！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有些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没管好。时间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们17天会议以后，会好些。
刘少奇也出席会议。面对着种种的批评和责难，他只好作检查。刘少奇在“文革”中作过多次检查，这一次的检查最长、最详细。刘少奇的讲话中，几处提及了陈伯达。
以下摘录刘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做……
尽管刘少奇是被迫作这番检查，但是刘少奇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这种意见”，使陈伯达喜滋滋的，似乎证明了陈伯达的“正确”。
“新帐老帐一起算”，向来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刘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检查除了被迫承认了派工作组这一“路线错误”之外，不得不历数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错误老帐”。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少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