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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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