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
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3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5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5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的“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