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反败为胜。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