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其中，他们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运动的时候。那时，毛泽东已经对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跟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周扬，希望周扬能够“下去”———也就是下乡。由于毛泽东是跟陈伯达谈的，所以陈伯达也就对周扬下乡一事给予关心。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平心而论，周扬在“文革”前，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中国文艺界曾推行“左”的路线。不论是“反胡风”、“反右派”，还是批判“丁、陈反革命集团”（注：“丁”，即丁玲；“陈”，即陈企霞）……复出后的周扬，却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周扬大声疾呼，冲锋陷阵，敢说敢为。周扬还真心实意地向当年受到他的错误批判的文艺界人士道歉，从此深得文艺界的拥戴。
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迟暮的周扬，十分求实。他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
——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个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翌日上午，陈伯达把希望与周扬晤谈的请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员。陈伯达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复：当天下午，公安人员便通知陈伯达，经过请示有关部门，同意他与周扬会晤。
由于周扬前往陈伯达住处看望，诸多不便。于是，请公安部门派人陪送陈伯达前往北京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安儿胡同周扬家中晤谈，时间定在当天晚上7时。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据陈晓农回忆，那天夜里陈伯达回来时，显得有些兴奋，但是也已经有点疲惫。陈伯达只是简单地跟儿子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陈伯达详细地向儿子讲述了昨晚的情况。陈晓农意识到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晤，随即作了笔记。
据陈伯达说，周扬所住，是黄炎培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谈话在会客室里进行。
公安人员在另一处休息，并不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周扬之外，还有周扬夫人苏灵扬、周扬秘书一起参加谈话。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谈话的部分内容：
周扬：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
“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 ※ ※
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引者注：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陈伯达：
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
周扬：你在庐山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当然现在也还要设国家主席，但和你们那时不同，你们那时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是提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扬：……“文革”的后遗症很多，现在的青年人不听说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陈伯达：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没有接触。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内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农记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陈伯达前往香山春游。对于陈伯达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门仍然不准许陈晓农陪同。不过，笔者在陈伯达家中见到了这次春游时公安人员为陈伯达所拍的彩色照片，陈伯达显得兴致勃勃。陈伯达当时已经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闭门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见愁”！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陈伯达完全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竟然能够公开发表———尽管作为“笔杆子”，他曾经发表过众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间，能够公开发表文章，这确实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学家黎澍去看望周扬，见到了陈伯达的这些新作。尽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经发表多篇文章，严厉地批判过陈伯达，但是他和周扬一样，十分欣赏陈伯达的新作。过了几天，黎澍向周扬借去陈伯达文稿。黎澍经过仔细阅读，选中了《求知难》，认为这篇文章适合公开发表。黎澍把《求知难》托人送交《读书》杂志，在第10期刊发了。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陈伯达说出发自内心的话语：“一个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帮助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六亲不认”
的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周扬与陈伯达曾相约再度晤谈，遗憾的是，1983年9月，陈伯达病了，腿疼痛不已，住进北京北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就在陈伯达住院期间，他从报上看到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陈伯达出院不久，周扬在批判声中病到了。1984年秋，陈伯达再度病倒，住进北京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这时候，周扬的病情转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从此两位老人无缘再相会，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问候。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在周扬去世之后，陈伯达闻讯，亲笔写下挽联：
创延安鲁艺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