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的发言，在校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教官室的年轻教官竟议论说：“怎么，校长是亲美派吧？他莫非是国贼？”
井上虽然把那么多历代的海军大将骂为国贼，此时，他自然被海军上层的一派看成是真正的国贼。
为了加强对海军军校学生的思想教育，海军省曾特意派平泉澄博士到军校来讲课。井上本不赞成平泉所讲授的国粹思想，但碍于面子，又怕得罪了平泉，他并没公开表示反对，只采取了比较婉转的抵制办法：缩小参加听课人员的范围，只让教官们去听。
井上任海军军校校长期间，一天，铃木贯太郎大将曾身着便服带着家属来学校参观。
计划课课长小田切政德提前为铃木的参观做好了一应准备工作。铃木在井上和小田切陪同下，参观完后，来到学校贵宾休息室。井上和铃木隔着茶几坐在沙发上，小田切便坐在一旁的一个角落里，他很想听听他们之间的谈话，更想知道铃木参观后的感想和对学校的评价。据小田切的回忆，当时，铃木大将首先开口说：“我家的一位多年的女佣人，她家就住在吴市。她回到老家后，盖起了新房，日子过得挺好。她一定要我来吴市看看，所以我才带上家小来吴市的，就算是一次旅游吧。来到吴市，我就顺便到我多年来一直怀念的母校看看。”听了铃木的来由，小田切想：铃木大将虽然已退职，但他毕竟是位重臣，在这样的时候，到江田岛来参观访问，其原因，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吗？很可能还有别的背景或目的。
铃木问井上说：
“井上君，恐怕得到20年以后才能真正能看出军校的教育成果吧？你说对吗？20年以后。”
据说，铃木的话，好像正中了井上的下怀。但他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关于要否取消英语课的问题，据说，井上还对高木吉说过：“所谓英语，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像莫尔斯电码一样的东西，是国际间进行交往的通用符号。拒绝学习英语，实质上就等于拒绝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来往。取消学习英语的说法太荒唐了。”
井上的这一英明果敢的决断，据说，被后来的几任校长承袭了下来。每逢新生入校，校方总要首先借给每个同学一本《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作为必备的工具书。
在当时那样的战争年代里，能在逆境中，坚持下来英语教学实为不易。这样的学校并不多见，恐怕就只有海军军官学校了。坚持不让学生知道前线作战情况的学校，恐怕也只有该校。这更加困难。
战争末期，井上成美被调出军校，到海军省任次官。他在海军省任职期间，总是直言不讳，一再向海相米内进言，劝其设法停止战争。
在江田岛海军军校的70年历史中，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日华事变，毕业于江田岛的将校级军官阵亡率仅为百分之五，而在这次战争中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特别是在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两次败仗中，竟出现了将官及舰长战死在战场上的可怕情景。因袭英国海军的陈规，舰队司令长官及舰长，必须和他的座舰同生死共存亡，让高级将领毫无意义地成为腐朽陈规的牺牲品，这对国家来说是重大的损失，是毫无价值的浪费。人才是最可贵的，特别是在那种战争年代里，可以做突出贡献的有才能的人是如此宝贵。正如高木吉所说的那样，建造一艘包括“大和”、“武藏”那样的超大型战舰在内的战舰至多也不过需要四五年的时间，而培养出一个大佐或少将级军事指挥官，则至少也得20年的时间。山本虽然敬仰山口多闻、加来止男以身殉国壮烈牺牲的精神，但他也并不赞成他们的这种做法。宇垣参谋长在10月7日，即草鹿任一、井上成美和山本等在舰上共进晚餐的那天的日记（《战藻录》）中，是这样记录山本等主张舰长生还的内定意见的：
不应蔑视那些一直浴血奋战后因军舰沉没而生还的舰长，这对坚持战争是有害无益的。一个飞行员在不得已之时跳伞生还还会受到奖励，而舰长因军舰沉没后生还，则受到蔑视，这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山本等内定的这一意见，既没在广播和报纸中发表，也没得到大本营的承认。军队和社会依然还是在大力宣传：人生以50年计算，虽然黄金时代只有20年，对军人来说或许更少，甚至只有一半，但最可贵的还属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为国捐躯，虽死犹生，至上光荣。
从这时起，直到日本内定从瓜岛撤退的1942年12月，在南太平洋地区又先后进行了“萨沃岛海上之战”、“南太平洋海战”、“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等一系列空中和海上的作战。战斗是惨烈无比。对日美双方来说，有时是势均力敌，彼此得失相当；有时是某方略占优势。美方损失了詹姆斯·杜利特尔曾用以轰炸东京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日本的战列舰“比”号和“雾岛”号被先后击沉。这些作战，对作战双方来说，有得有失。真正使日本开始感到威胁的是，美国从中途岛战役后所使用的雷达技术性能先进，精确度极高。使用这种雷达确定射击方位，即使是在夜间也能达到首发命中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