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