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