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
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
“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34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
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
“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5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