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佩雷尔曼告诉《科学》的记者达娜·麦肯齐（DanaMackenzie）说：在有关专家检视这些文章完毕之前，便向公众宣布几何化猜想和庞加莱猜想都得到了证明，可说是言之过早。现今说证明为正确的所谓专家，大部分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人，而佩雷尔曼自己也从数学界隐退，可说是巨大的损失。问题是，里奇流的专家并不多，佩雷尔曼的证明结尾处最为晦涩，至今我尚未碰见过一个专家说完全了解。
2006年左右，一位对这题目熟悉的数学家访问哈佛，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责难我对佩雷尔曼的证明说三道四。但在我的诘问之下，他也承认不能完全掌握证明的后半部。我不是要驳倒他，只不过他承认了就归了类。事实上，我不知道有谁，包括汉密尔顿在内，能完全懂得那证明，自忖也只能归在那一类。据我所知，没有人利用佩雷尔曼在文章后半部引入的技巧，成功地解决过其他有意思的题目。这事实意味着其他数学学者并不完全掌握这工作，以及其中的方法。
汉密尔顿七十多岁了，他告诉我，证明庞加莱猜想仍然是他的梦想。这可不是说佩雷尔曼错了。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汉密尔顿不会沿着别人的足迹走，也不会替别人的论文“以线把点连起来”。过去三十五年的心血已倾注于此，他只想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它。
我总觉得问题并非绝不含糊地解决了，或者要留待涵盖异常广泛的定理出现后，才能扫清这些迷雾。对这问题提出异议，在现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但为了问题的本身，为了数学上的真理，我还是希望知悉我们走到了哪里。如果这样会遭鄙视，就由他吧。半个世纪前我选择了数学这条道路，说到底还是数学比较重要，别人的看法没这么要紧。
第十二章东风西风
方程数字，都说平生意。
物象星河留人醉，黑洞思量无寐。
依约往事难留，恰如代序春秋。
豪杰不知何去，大江依旧东流。
——《清平乐》，2016年
1969年初次踏足美国时，我只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二十岁小伙子，那清澈高远的蓝天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对前途充满憧憬，仿佛看到终有一天，数学的神秘面纱将会为我揭开。
十年后首次踏足中国，那是自孩提时就离开，已经全无印象的国度，我却心潮澎湃，不禁俯身触摸地上的泥土，似要和这个父辈生长的地方建立联系，其后我确实如此做了。我不是个大情大性的人，时时都会收摄心神，那次我竟会有如此的举动，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现在每年我都会往返中美数次，而且早已习以为常。每次到访都有些新的感受，我不会从社会的角度去批判，也并非对这两个迥异的文化有何伟大的见解，只是留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我生活起居中的某些细节，无论去到哪儿都不会改变，但另外有些则完全不同。在执笔的当下，正是2017年秋天，我休假一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访问。我不喝咖啡，但会整天喝茶，尤其是中国茶，因此随身携带不少，到哪儿去都一样。我对数学的态度也不变，无论是在北京标准时间，回到哈佛的东部时间，或是介于两者之间如格林尼治的平均时间，皆是如此。
试看一个例子。1990年代中期，我的学生刘克锋到南开大学的陈所访问陈省身先生，当时陈先生刚刚辞任所长不久。我问克锋，陈先生近况如何。克锋答道：“他身体还可以，但是不开心。”当时虽然有了新的所长，但陈先生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位新所长每事皆依循陈先生的命令去办，故此克锋对陈先生为何不开心摸不着头脑。他的疑惑乃因不明白中国人的做法，这种做法或可以拜占庭式形容，即知名而广受政府推崇的学者每每公开说一套话，但真的想法却不便公开，旁人必须揣摩其意而行。
新所长以为他遵从陈先生的意愿而行，实际上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陈先生郁郁寡欢也。（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他明知陈先生的真意，却怕负责任，就照着陈先生口头命令而行。）这件事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做法，我觉得那是奇怪而又迂回的。根据我的了解，陈先生不觉这样做有何不妥，他早就习惯了，可是克锋对背后那套玄虚一无所知。
当我以某个数学所所长的身份，跟大学的行政人员打交道时，他们一般都很随和。和我周旋的人，如院长、系主任、校长等，什么要求都会答应，不过一般都是口惠而没有笔录作为凭据的。一旦到了要兑现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或不愿意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