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虎上将”的沉浮
“五虎上将”，一个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的称谓。
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撤销“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的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一切党内职务。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从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的马洪，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赵德尊，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年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又重新焕发了“虎威”，全都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虎上将”是如何出现的？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大起大落？
谜团总归是要解开的，历史也有可能越久远越清晰。
1 “五虎上将”名称的由来
“五虎上将”，几乎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家喻户晓的一个称谓。
在今天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述中，只要讲到高饶事件，如果不是有意回避，也必然要提到“五虎上将”。
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熟知的未必是清楚的。
查遍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竟然没有发现“五虎上将”这样一个提法。
不但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没有“五虎上将”的字样，当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中共中央建议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一切党内职务的文件，也没有“五虎上将”的名称。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的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建议，这样提出：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及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195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议的批复文件，也只是点了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名字，并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同样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只是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既然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那么，是谁首先使用了“五虎上将”的名称，并使这一称谓流传甚广呢？
另外，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1955年3月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与1954年4月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同年5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议的批复有两点不同：一是“五虎上将”的排序由“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变成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二是在“五虎上将”之外，又多了一个“陈伯村”。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于2000年3月29日在哈尔滨市拜访了当年被称为“五虎上将”之一的赵德尊。
久经沧桑的赵德尊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位87岁的老人思维敏捷，他在回答我们关于“五虎上将”的疑问时说：
“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向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周桓过后就在大会上作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
“周桓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
“周桓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就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访问了“五虎上将”的另一位当事人——郭峰。
郭峰也明确地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周桓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揭发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参加了高岗反党宗派活动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并由此流传开来。
看来，解开“五虎上将”名称由来的谜团并不难，几位当事人对此也都记得清楚。但是，“五虎上将”的排序，为什么从“张、张、郭、马、赵”，变成了“张、张、赵、马、郭”了呢？
赵德尊关于“五虎上将”排序变化的说法，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东北局4月20日向党中央的建议和党中央5月4日对东北局建议的答复，在提到“五虎上将”时，都是“张、张、郭、马、赵”的排序，赵德尊并不是因为周桓揭发后就立刻从“五虎上将”的第三名变成了第五名。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再一次向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郭峰请教。
郭峰对我们详细解释说：
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本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但却成了习惯用语。
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过不了关，也有不同情况。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俩人在陕北时就共同战斗，关系比较深；张明远原来是冀热辽的干部，跟高岗并不相识，高岗是到冀热辽检查工作时发现了张明远，才将他调到了东北局。他与高岗共事的时间虽然短，但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马洪和安志文与高岗一起去了北京，他们与高岗接触较多，高岗的有些讲话确实是出自于马洪之手；安志文能过关与他哥哥安子文事先与他通气也有一定关系，他在会上的检讨揭发比较深刻，但马洪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我和赵德尊都是东北人，高岗之所以也比较看重我俩，主要是因为我俩一是年轻，二是地方干部。高岗用人强调年轻、优秀，还强调要培养地方干部。但是有些老同志对我们那么年轻就当省委书记不大服气，有些意见。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五虎上将”中“张、张、郭、马、赵”的排序，是根据我们五人当时在东北局的职务。张、张是副书记，我们三人在东北局委员中的排序是郭、马、赵。但到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时，变成了“张、张、赵、马、郭”，我的位置与赵德尊发生了变化，据说主要是因为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我的检查比较诚恳。虽然当时我心里也不太服气，但是在会议上我反复作了检查。实事求是地说，赵德尊在我们五个人中事最少，但他这个人有些书生气，在黑龙江工作期间作风上有些突出个人，妄自尊大，再加上周桓在会上对他的积极揭发，虽然当时在东北局给中央的建议中他排在最后，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后，他的问题变得严重了，这就在中央的决议中，由“五虎上将”的第五位变成了第三位。
看来，能将“五虎上将”的缘由讲述得如此明白，非郭峰莫属了。但是，为什么不在“五虎上将”之列的陈伯村，在党的决议上也与“五虎上将”并列，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呢？
出生于陕西的陈伯村在解放战争时期来到东北后，曾经在张闻天领导下任合江县委书记。1949年10月，陈伯村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就是“五虎上将”的排头人物张秀山。1952年8月张秀山升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部长的职务按照常理应该由副部长陈伯村接任。但是，陈伯村虽然工作积极，高岗对他也比较信任，但他工作作风有些主观生硬，不能民主，有些干部对他有意见，高岗也觉得让陈伯村当组织部长不是太适合。于是，在1952年6月，陈伯村被调任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原辽西省委书记郭峰被调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不过，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虽然陈伯村已经离开了东北局，但一些人在揭发批判时说陈伯村对高岗言听计从，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时忠实地执行了高岗的宗派干部政策。而且陈伯村在会议结束回到大连后，成了旅大地区被揭发批判的主要对象，甚至有人在揭发中说，有一次陈伯村到北京开会，高岗对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习苏联经验。毛主席的著作主要是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习斯大林的著作。这是典型的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当这些揭发批判陈伯村的材料反映到中央后，在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陈伯村就继“五虎上将”之后，榜上有名了。
2 “张、张、赵、马、郭”的大起大落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五虎上将”虽然还被称为“同志”，而且还被留在了党内，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像被定为“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的潘汉年、扬帆那样凄惨，进了监狱，但他们也遭受了撤职、降级、下放的处罚，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改变了命运。
下面就让我们追寻着张、张、赵、马、郭的足迹，粗线条地勾画出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
（1）张秀山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虽然被称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但实际上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之首的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的出身。
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张秀山虽然比高岗小六岁，但二人的经历却很相像。他于1911年7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也是到榆林中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再受党组织委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1930年高岗到军阀苏雨生部组织学兵队时，张秀山曾任这支学兵队的小队长，所以张秀山可谓高岗的老部下。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先后担任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耀西游击队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肺部却又在乡村兽医的土法治疗下奇迹般的生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和高岗一道，又从“左”倾肃反的刀下捡回了一条性命，并先后担任了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展开了争夺大东北的历史性决战。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干部团，再抽调两个步兵团，与干部团一道组成东北支队，由张秀山任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奔赴黑土地，创建东北根据地。
东北支队出陕西，过山西，10月末顺利抵达承德，11月2日进入沈阳。但张秀山并没有随同东北支队一道进军沈阳，而是奉命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纵队，不久又奉命来到北满，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仍然在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的麾下工作。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辽宁省和辽南省合并，组成新的辽宁省，并任命张秀山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1952年8月，张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
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二人从1930年起就并肩战斗，确实有较深厚的情谊，也受到了高岗的一些影响，在东北高干会议上成为“高岗反党宗派”的核心成员，被撤职批判，并于1954年12月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分管计划、财务、供销工作。
几乎在一夜间，昔日的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便成了农场的副厂长，这对年仅43岁的张秀山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毫无准备。但他也只好迎着刺骨寒风，携妻带子，搀扶着年迈的老母，来到了当时号称“南大荒”的盘锦，并且尽职尽责地当起了农场副场长，而且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到1958年才由组织上调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昔日的“高岗黑干将”自然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殴打后，张秀山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才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恢复了其行政四级的级别。
张秀山从东北局副书记直落到农场副场长，再由农场的劳改对象直升为国家农委副主任，这25年间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虽不用细说，人们也尽可以从张秀山饱经沧桑的面庞上读懂。这位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九死一生、在黑土地的征战中功勋卓著的陕北硬汉，1954年被下放到盘山农场时年仅43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金色年华，但当他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为人民承担重要职责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
不过，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和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在以拼命工作弥补流失的岁月的同时，也向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1954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对自己处分决定的不同看法，并向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秀山的申诉没有得到答复，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影响党交给的工作，而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他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顺利实施，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他在领导农垦工作中，亲赴海南、云南、四川、福建、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深入农场、农村解决实际问题，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秀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张明远
张明远年长张秀山5岁，1906年11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前独树村一个中农家庭。1918年9月，12岁的张明远考取了玉田县师范讲习所。在讲习所学习两年毕业后，张明远务过农，当过店员，教过书，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黑暗和逐步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他先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明远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党组织派张明远回到玉田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张明远在玉田县建立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成立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他任总指挥，组织领导了玉田及附近四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树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1928年后，张明远历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天津一区区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中共北岳区、冀热察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冀热辽区党委代理书记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张明远担任了中共冀热辽分局常委、冀东区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2月，张明远离开冀东来到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0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明远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他曾三次赴朝鲜前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中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的主要精力也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
然而，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作为东北局副书记，他与高岗又必然要有较多的接触，所以，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
张明远虽然没有像张秀山那样被下放到农场，但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高位到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落差仍然十分巨大，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郁闷。正如他后来在向党中央的申诉材料中所言：
“在对我个人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东北局没有正式向我谈过组织决定依据及结论的具体内容，没有给我看过有关的材料，也没有问过我对这样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本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虽然对处分“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长期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老共产党员，张明远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虽然流逝的时光无法弥补，但张明远还是尽自己的全力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总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86岁。
（3）赵德尊
赵德尊是“五虎上将”中唯一的健在者。他1913年出生于奉天省冷子堡（现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在他未满周岁时，当教书先生的父亲就病逝了。但刚毅的母亲吃糠咽菜，坚持让失去爸爸的赵德尊读书，所以赵德尊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来到沈阳读初中、高中，并于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先后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1936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德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冀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西游击队党总支书记、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3年9月，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来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并于1945年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张秀山任政委的赴东北干部团，先到沈阳，后到北满，参加北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6年7月，他率东北局代表团参加了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
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不过，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当时的痛苦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叙述：
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不管现在如何，由人民、实践、历史去作结论吧！从而心里也就亮堂了。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 （1）
赵德尊是1954年10月到东北制药厂的，而且在东北制药厂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1965年8月被化工部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年的“五虎上将”自然成了被重点批斗的对象，赵德尊几次在批斗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并于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德尊先是于1978年10月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后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任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缴纳了2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4）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五虎上将”中后来非常活跃的一位，读者可以随时通过互联网查到这位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简历。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1933年，年仅13岁的马洪读完高小后，因家境艰难，无力上中学，到当地小学当上了教员。13岁的教员终究年少资浅，1936年，马洪来到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局，开始了他的铁路工人生涯。当时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在蓬勃兴起，马洪也于当年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党组织派马洪到延安汇报同蒲铁路职工斗争情况，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二班学习。
当年的马列学院二班既有徐海东这样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也有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多数人都在大城市受过大学教育，而马洪仅是一个刚满18岁的铁路职工。然而，就是这位18岁的铁路工人，由于勤奋好学，入学不久就在班级支部改选中被选为支部书记。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前，毛泽东先来到了马洪所在的二班，与马洪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唠了起来。兴奋的马洪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爱看报，就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四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特别喜欢读书时，又挥笔写下了“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当马洪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1940年冬，马洪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做编辑工作，后又回到马列学院任学习秘书。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务，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回哈尔滨后，就于1948年6月将马洪调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
铁路工人出身的马洪虽然成长为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但由于他的成长离不开高岗的信任与提拔，所以，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与他一道从北京来的安志文由于来沈阳之前已经从其哥哥安子文那里知道了中央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意见，事先已经按照中央的意见写好了检查，所以在会上顺利过关，但他却几次检讨也无法通过，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主管财务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调到北京第一建筑公司任副经理。
虽然由国家计委的高官直落到建筑工地，马洪与“五虎上将”的其他人一样，内心苦闷，痛苦忧伤。但一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个工人，掌握的知识也都是来源于实践，干脆就从头做起，再到实践这个大课堂去学习吧。于是，马洪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努力学习，很快就熟悉了建筑行业的特点，成为管理方面的行家。他还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复古主义倾向，写了题为《反对华而不实》的批评文章。
是金子总要发光，马洪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该室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马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一干就是十年，他不但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而且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出版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等学术著作和一系列论文。1965年，马洪调到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任副院长，1970年夏，又调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还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洪于1978年5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5年，马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期届满，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5月，马洪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但马洪这位当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仍然十分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人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精彩文章。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他又是在目前出版的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存在“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事实上，当年调郭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非是高岗对郭峰的特殊关照，而是党中央继1952年将各中央局主要领导调到中央工作后，又一次决定调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工作。当时打算各大局组织部长基本上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然后按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等战线分工，各负责一摊。因此，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饶漱石找了几名各大局的组织部长谈话。他在与郭峰谈话时说，“中央已经决定，近期调各大区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经济建设有成就，管理搞工业的干部也有经验。所以，决定调你来负责管理工业部门的干部。”
郭峰是1952年6月从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1953年4月张秀山辞去了兼任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后，郭峰接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郭峰交谈时，郭峰表示自己不熟悉全国的情况，更愿意在东北局继续工作。但饶漱石说这是中央的决定，郭峰也只好表示服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郭峰只担任了一年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即因“高饶事件”的出现而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所以，虽然饶漱石已经与郭锋谈了话，郭峰也已经准备交代工作，并且还派人去北京联系住房，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工作。
然而，不但在一些非法出版物中郭峰被绘声绘色地描述成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的“重要干将”、“得力助手”（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西苑风月》一书就这样称谓），就是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描述。
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在描写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就这样写道：
此时，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发言，他的言辞十分激烈：
咱共产党，本来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可咱就整不明白，为什么中组部的个别领导，好，直说了吧，也就是安子文同志，却对剥削那么保护，对富农、对资本主义那么有感情！咱东北在高主席的领导下，土改后农村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很快，广大农民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也出现了新富农，出现了党员雇工的问题。高主席明确指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高主席非常谦虚，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非常强，只是咱对党员雇工这个重大问题，要向中组部请示，不能擅自作主。咱请示了，等啊盼啊，想不到中组部的复信是这样说的…… （2）
本书已经叙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组织部部长郭峰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这两份发言稿至今仍在，《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中的不实描述，读者们一看便知。
而且有必要提醒非东北籍的读者，“咱”的用法虽然是东北的方言，但这一方言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东北的辽宁省，而“东北局的组织部长”郭峰却是吉林人。
郭峰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西刘家屯。1923年8岁时，入德惠县窑门两级小学读书，1928年来到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学习，1931年2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8月又考取了吉林大学预科。自幼就聪颖好学的郭峰时年只有16岁，读书入仕的美好前程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等待开学后进入吉林大学预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梦难圆，郭峰只好回到农村家中。第二年春，一心想上学读书的郭锋又考入了著名的吉林省立第一中学。
吉林一中当时是吉林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32年1月，郭峰在这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6日，郭峰在吉林东便门一带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日伪当局逮捕，同年10月经保释出狱后，他潜赴北平，入北平知行学校读书。1934年1月，郭峰因反对学校当局发放救济证不公平被赶出学校，同年3月，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峰积极参加，又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名单，只好又一次离开学校，于1936年5月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
1936年8月，郭峰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高翔”，来到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后又在东北军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3月东北军五十三军工委成立后，他为工委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下层士兵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十三军工委撤销，郭峰于10月来到我党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后参加了冀西游击队，并担任了冀西第四游击大队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郭峰先后担任了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中共太行一地委书记、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奋战在太行山下。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返回东北，创建根据地。他先后担任了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吉黑纵队副政治委员、吉江地区行署主任、吉江省委委员、辽吉省委三地委副书记、辽吉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长、辽吉省委常委、辽吉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8年7月，辽吉省委改为辽北省委，郭峰任副书记。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组成新的辽西省委，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东北全境解放后，年轻有为的辽西省委书记开始逐步得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于1952年7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成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成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重点审查对象。
在高干会上，郭峰虽然反复检查，但仍然无法过关。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18岁就跟着党闹革命，今天竟然会成了“反党”分子？但他在会上还是认认真真地一次次主动地剖析自己，“交待”自己与高岗的“关系”。
被称为高岗“亲信”的郭峰，与高岗究竟是什么关系？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结束后，郭峰向组织上写过一份“交待”材料。这份“交待”材料虽然产生于那种特殊年代，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郭峰乃至其他的“五虎上将”成员与高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郭峰在这份长篇“交待”材料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自1946年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与高岗交往的情况，说明了自己是如何从工作接触中对其“听取下面意见，具体研究问题”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虽然与高岗在工作中也时常产生分歧，但高岗“对我是日益器重，有意拉拢”。
在“交待”了七年来与高岗的“来往关系的情况与在各个时期主要关键问题上我对他的态度”后，郭锋说：
总的说，在政治上我是完全拥护他的，对他的领导作风方面从我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个别谈话中的给我的印象当时一般是好的。如对于他注意抓主要问题（今天看很片面性），多方征求下面工作同志意见，也很民主（今天看是虚伪的，偏听偏信的），很谨慎（今天看是心中有鬼怕出岔子），工作要求总是强调具体解决问题（今天看是很一般化的）是满意的。我也曾向杨易辰等同志宣传过。但另外我对高岗不重视党的建设以及组织上的狭隘我是有意见的。而对其报喜不报忧，愿听好不听坏，吹嘘自己，个人突出也是不满的。
但是由于自己误认为他一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在经济恢复时期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见解也是“正确”的（当时看到他的许多报告为中央批准、转发，均误认为是他的意见，不了解他不学无术，马列主义极少，这些都是根据中央或偷窃中央的指示，或是东北局集体领导成果，许多都是经中央修改过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志对他又是那样器重（当时不了解是他的吹嘘、谎骗），加上他对自己的器重，有时还作不适当的表扬鼓励，吹吹拍拍，与不断的提拔、拉拢也就助长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发展，于是对他也就越来越加信任与拥护了，对他的一些毛病、不满也就有所原谅，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对其生活腐化当时是不知道的），失掉了应有的警惕，以致受他的影响越来越深，终于陷到他反党的宗派圈子里。
虽然郭峰在努力地检讨自己和高岗的关系，但他同样未能避免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命运，并且是当年的“五虎上将”中第一个被下放到基层工作的。他于1954年9月上旬来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分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基建、技术检查工作的第一副厂长。
一名即将上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突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到工厂任副厂长，内心的痛楚已经无须赘述。但郭峰并没有从此消沉，一蹶不振，而是不计个人得失，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正确对待自己。他来到五金厂后，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勤奋地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很快就成为一名企业管理的内行，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工作之余，郭峰无法忘记“五虎上将”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然而，百思不得其解，他即使怎样反省，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分子。一日梦里惊醒，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两句诗：
梦里依稀反党痛，
身外变幻革心成。
然而，心中的酸楚使他难以平静，苦闷、彷徨的心态无法让思绪归拢，他只好在写下这两句后丢笔长叹，仰望着神秘莫测的夜空。
八年后，当郭峰离开大连时，他才又为这首当年未完成的诗作续写了以下两句：
三番五次经炉火，
心丹志纯更坚贞。
1959年初，在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表现尚好的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抓业务工作。虽然此时仍然不是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但终归已经不是随时需要检查的被斗争对象，所以，郭峰对于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并被扣上了四顶帽子：“30年代的叛徒、40年代的伪君子、50年代的黑干将、60至70年代的走资派”。于是，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后，郭峰又于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郭峰后来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曾经说：
我一生中有三件事受教育最深：一是抗战时期秀才当兵，在部队体会到了工农干部对我的帮助；二是“高饶事件”后下厂做工，体会到了淳朴工人的感情；三是“文革”下放劳改，体会到了“当官嘴大，当兵嘴小”。我在五七干校时曾经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但造反派说：“你还指手画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也与“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一样，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安排和重用。他先是于1977年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
虽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转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期间已经过去了26年，当年34岁的辽西省委书记已经是65岁的老人。但是，国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郭峰也随之重新焕发了青春，勇敢地挑起了组织上赋予的重任。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省委一班人，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开拓创新，很快就使辽宁省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良性发展的好局面。
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1995年，郭峰在80岁寿辰之际，赋诗一首，总结了自己80年来的战斗历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月，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3 “委以重任，实际解决”
叙述完“张、张、赵、马、郭”的曲折经历，人们一定会发现，昔日的“五虎上将”虽然在当时被认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经受了20多年的磨炼，但他们几乎是同时在1979年被重新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然而，重用归重用，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部门作出任何关于“五虎上将”平反的决定，甚至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说明。
历史是凝固的过去，不会出现任何一段的空白。只是当过去尚未完全凝固时，对历史的总结需要时间和人们抛弃功利后的认真思索。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五虎上将”从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那时起，虽然他们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没有发现高岗的阴谋，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想“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1955年4月5日公布后，同年4月中旬，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通过侧面了解和正面谈话，调查了解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在中央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向中央打了报告。
虽然这份报告只讲了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的思想动态，但足可以代表当年的“五虎上将”在上述决议公布后的表现与复杂心态了。
中共辽宁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他们到任后在工作上一般说是积极的，能钻研业务，工作深入，能发现与解决一些问题，还想做好自己分管的业务。但他们在工作上也表现了谨小慎微，不够主动，不愿多管自己工作外的工作。愿做具体工作，不愿出头露面，在原则政策、时事问题上很少表示个人的意见。从上述情况看，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党分配他们到基层锻炼考验的措施。但由于对错误认识不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在工作和思想表现上虽有积极的一方面，但多注意形式和生活小节，还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真诚悔过的赎罪态度，真正积极地工作。
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对自己也是更深刻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他考虑：我再到分场工作，群众是否会相信我呢？你是反党反中央的张秀山啊。因此，情绪苦闷夜间失眠。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内不再与别人接触。在这次与党委同志谈话中吐露：我的名字是否能登报，过去曾问过林枫同志，当时未肯定，现在已上报了，不仅国内都知道了，连国外也知道了，并且在党史上记载的。我的精神很痛苦，如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安慰。郭峰对党中央对他的处分有顾虑，说，中央对我的处理是否就这样了，将来如何我不知道。张秀山也探问，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决定？
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承认那些不可推卸的明显的错误或笼统地承认错误严重，并认为党对他们的处理是严肃的、正确的、宽大的。但他们对参加反动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为党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参加反党联盟是不自觉的，是偶然的现象，是头脑简单，是受骗，是嗅觉问题。他们避重就轻，极力辩护，其事实是企图否定他们本身问题的严重性。如：郭峰在与厂长徐庭湘同志谈话中流露出他参加高岗反党联盟不是主动的、自觉的。他认为，我对高的问题，主要是嗅觉问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多不往坏处想。尤其高岗过去中央器重，手段高妙，不知不觉上了当。在最近和宋黎同志谈话中，他认为中央对他们的处理是“断然处之”。张秀山同志这次与党委书记谈话中也说，“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又说：“我下半辈子还能给党做些工作，直到呼吸停止时。早晚会证明我不是宗派，而是党员。”他对组织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满，他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做中学教员，这次说：“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他在具体错误问题上，极力辩护，避重就轻，在与高岗的关系上赵说：“我当省委书记时，每年向高岗汇报两次，每次谈20分钟，当我调来东北局时高岗已去中央。我对高岗的腐朽生活，一点也不知道。假如知道，我对他可能有新的看法，我是讨厌这些事情的。”
中共中央于1979年重新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将他们分别委以重任后，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仍然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张秀山在向党中央递交的《我的申诉》报告中，提出了三点申诉：
第一，把我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之一，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不能因为我与高岗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在工作中有些看法一致，就说成是搞宗派，就定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理由之二，中共中央东北局内不存在什么“五虎上将”。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当时都是东北局负责干部，其中的赵德尊与郭峰刚从省里调来不久，并无非法组织活动。“五虎上将”的提法是东北高干会议期间一个干部在发言时说的，这个发言的简报报到中央后，“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扣到了这五个人身上。
第二，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有一定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同刘少奇交换意见，但以此作为我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证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的发言是中央组织部让讲的，发言的内容是向毛主席汇报过的，发言时刘少奇、安子文是在场的，发言后刘少奇是表过态的。
第三，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上并没有离开党的总路线。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东北局的整个工作说成一团漆黑，就要在东北局挖出一个反党集团。
1997年12月，91岁高龄的张明远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0100余字的《申诉材料》。他在《申诉材料》中首先认为，1954年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有关我所犯错误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由此而作出的处分决定也是不当的”。然后，他主要就东北高干会议决议及其向中央的建议，结合大量史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申诉意见：
（一）高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东北地区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我作为东北局的一名常委，和他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没有任何宗派关系。我是在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工作。他有什么反党阴谋活动，从不对我讲，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更没有“积极参加”高岗的任何阴谋活动。我的错误在于没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并及时向中央反映（当时整个东北局没有一个人发现并向中央报告）。但这种错误的性质与“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甚至“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些同志“揭露的事实”，是未经调查核实的，其中许多是被歪曲的或捏造的。高岗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都要向东北局的常委传达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其中有的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但是，关于高岗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及他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等，我从来没有向外传播或与他人私下议论过，没有“不顾党的纪律”的言行，没有借高岗的这些话“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的行为。
（三）我在东北局工作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很明确自己是为党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或其他某个人工作。我认为，在此期间，东北局与党中央的关系是正常的。我没有听说过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反动观念”。高岗从来没有给过我上述“两论”的“策动”；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策动”和“反动观念”，更没有“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以下事实足可说明我的情况……
（四）高岗调中央工作以后，林枫担任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期间，凡事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是尊重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岗的什么“指使和支持”，没有“故意地孤立林枫”的言行。事实是，每当我征求林枫的意见时，他极少表示不同意见。另外，高岗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他仍然是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仍然是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林枫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但有关东北地区的事，仍然必须向高岗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
赵德尊虽然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申诉，但他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在讲到“高饶事件”时，申明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我与高岗的关系：
“在老黑龙江的北安时期和中黑龙江（黑嫩合并）齐齐哈尔时期，以及后来又任东北局的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时，我因此与高岗有正常的工作上、组织上的接触。东北解放后，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委。我于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后，高岗已调任中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任，因此没有见面。他在中央与饶漱石关系怎样，我确实不清楚，我‘摆不了他的功，也说不出他的过’。”
第二，我在两件事情上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件，1953年秋我休假到北京，这时我已经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当然要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他这时正在收拾行装要到杭州休假。他说，他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有不同看法，一是批评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二是在天津召开资本家座谈会上讲‘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三是对富农党员雇工看法有不同。当时我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是常有的。就说‘你找少奇同志谈谈嘛！’他说，‘谈不通嘛！’他要我只对几个书记说。这事我和张秀山是原原本本传达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是有关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时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已派组织部长郭峰参加并发言，可是中央组织部又约张秀山参加并要发言。他毕竟在党内生活经验多一些。他很慎重，在发言前，专门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你讲吧，我支持你。’于是，张秀山这个副书记叫我到杭州休假时向高岗汇报。我到上海，正碰到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同到杭州休假，自然都去看望仍兼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嘱单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当时我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这两次传话，我到什么时候都对党对历史负责到底。这两件事，我在东北局批判大会上作了交待。也因此，我成了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之一。那时算是‘罪有应得’的铁证。最后，党的处理还是宽大的，只是撤职降级，没有开除党籍。当然，以后，东北肃清高岗和‘五虎上将’流毒时，在各省市牵连了相当一些组织和个人，这就不说了。”
郭峰在1981年至1984年间，曾经三次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过高岗的问题：
第一次是1981年的8—9月之间。我是1980年底来省委工作的，我当时主要调查研究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各市县里跑。有一天，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胡耀邦要来辽宁。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不认识我，而且这是他自从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来辽宁。他准备先到辽西，我便去锦州接他。他下车后，吃完饭休息，我去看他。我也想与他交谈一下，介绍介绍自己。所以除了谈工作外，我便很自然地谈了自己。我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有错误，但中央把问题提得这么高，我有想法。他插话说，你的意见我赞成，当时戴这么大帽子不合适，以后中央应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说，我的弱点就是对干部不严，过于宽厚。他立刻插话说，我也是，历来对干部宽厚，这么多年我总被人认为右倾。我们总是对干部处理得过严，高岗问题就是这样。
第二次是1984年秋天。他来辽宁检查工作。当时李贵鲜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管工业。在汇报工业时我就让他去讲，讲得很好，胡耀邦很满意。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宣布散会，当大家都刚刚站起来时，胡耀邦突然说，我有一件事要说。郭峰同志有病（我当时刚刚手术不久），身体不好，这么多年又受了很多的委屈，你们各位要多做些工作，让他多休息些。这次谈话省委办公室有记录。
第三次是1984年。金日成来辽宁，在大连与邓小平同志见面，谈了很多国内外的形势等问题。之后，金日成在回国的途中提出要看看辽化，胡耀邦和我就陪同去了辽化。在从大连去辽阳的火车上吃午饭时，在场的就我们三个人。胡耀邦向金日成介绍我说，郭峰是吉林人，是个好同志，因高岗问题受了20多年的委屈，今后要弄清楚。金日成对高岗的问题也知道些，我想胡之所以这样讲，是想解释我受了高岗问题的牵连为何还能当省委书记。金日成听说我是吉林人后很感兴趣，问我你是吉林哪里的人，在哪里上学。我说，我是吉林一中的。我知道金主席1929—1930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上学还有在那儿被捕的情况。1933年我也曾被捕，也住在金主席被捕时住过的十字监狱。金日成听后非常地感兴趣，又问那个监狱还在不在。后来他还多次地打听我的情况。 （3）
马洪没有向中共中央写申述材料，但他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同志做过口头陈述。胡耀邦同志当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研究处理。
“高饶事件”确实十分复杂，但当年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又确实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后，被委以重任，重新在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应当如何认识？
从统一思想、稳定大局、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出发，对历史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宜粗不宜细，少争论甚至是不争论，是必要的。党中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当年的“五虎上将”采取了“委以重任，实际解决”的处理办法。
但是，在一定的时期粗线条地勾画历史不等于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永远都是宜粗不宜细，确有必要搞清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永远不争论。
因为历史是凝固的过去，它将永远存在。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当前在国内外出版的形形色色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著述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所以，在国泰民安的今天，无论从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客观要求入手，在适当的时机对当年的“五虎上将”作出正式的结论，既是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
——
（1） 《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07页。
（2） 张聿温：《死亡联盟》，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53—254页。
（3） 笔者2001年1月5日访问郭峰同志谈话记录。
二 高岗年谱
1905年 诞生
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 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当时属米脂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15年 10岁
冬 到武家坡读私塾。
1918年 13岁
到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
1921年 16岁
由父母包办与杨芝芳结婚。
1922年 17岁
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一高”）读书。
1925年 20岁
春 与“一高”学生曹动之、石作琦、王东皋、王怀信等人组织了““一高”学潮”。
秋 入榆林中学读书。
1926年 21岁
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22岁
2月 考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6月 因开展革命活动被敌人发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中山军事学校回到了横山县。
秋 奉命与曹亚华等在响水堡等地举办了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和抗捐斗争。
1928年 23岁
春 陕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组织武镇、响水一带的农民，与豪绅刘尚和、曹思潮等进行了斗争。
秋 离开横山，辗转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奉命到肤施县（延安县）开展地下工作。
1929年 24岁
春 在组织安排下，打入国民党延安县党部，开展地下工作。
夏 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会议，提出党在搞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要将今后工作的重点由学运、农运转到兵运上来。并要求大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做兵运工作，以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后，刘志丹来延安，向高岗讲授了“红石峡会议”的主要精神。
秋 因反动乡绅告密，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高岗的叔叔高仲魁、高仲发，作为人质，胁迫高岗来降。二人也迫于敌人的淫威，写信招降高岗。信中示意说，如高岗不回来，二人性命将不保。高岗接信后当场将信撕碎，未予理睬。
1930年 25岁
春 打入驻宁夏盐池的国民党军第八旅王子元团做兵运工作。
5月 中共陕北特委经与王子元协商，在贺兰县李岗堡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双方商定：学兵队归属王子元部，但由共产党员领导，并任命张东蛟、高岗为学兵队正副队长。学兵队第一期学员毕业后，高岗被任命为学兵连连长，但不久因与旅长石子俊发生矛盾，被石以招兵为借口，驱逐回陕。
年末 回到高家沟，帮助哥哥娶了新妻（前妻病逝），然后与妻子杨芝芳一道离开了高家沟。
1931年 26岁
春 在中共陕西省委任交通工作的高岗奉省委指示，赴陕西省彬县看望关押在国民党狱中的刘志丹。
5月 刘志丹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以陈的名义成立了十一旅。这期间，高岗奉中共陕西省委令，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
9月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10月下旬 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与活动在这里的刘志丹会合。不久，在平凉开展兵运的谢子长、高岗闻讯后一同来到南梁，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以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等为委员的队委会。
九一八事变后，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南梁堡红军暂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1932年 27岁
2月12日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高岗任第二大队政委。
4月中旬 杜衡及刘志丹、黄子文来到部队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阎红彦分任三、五支队队长。高岗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5月10日 红军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统一指挥，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部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不久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损失很大。
6月底 只身一人回到陕甘游击队，被游击队队委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不久，被调回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
1933年 28岁
1月5日 黄子文《关于给红二十六军队委改组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说：“红二十六军的数量以及质量、武装及战斗力，高麻子给你们有详细的报告，我们到来后无多变化。”
春 奉命来到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
7月28日 与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萧章、贾拓夫、杜衡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遭遇敌人抓捕。杜衡、萧章被捕后叛变，贾拓夫与高岗脱险。高岗脱险后，来到了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革命根据地。
8月14日 主持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联合到一起，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
10月13日 敌人突袭照金根据地，根据地失守。
11月3—5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建制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建立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政权。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委。
1934年 29岁
1月初 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因调戏妇女违纪。
1月上旬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蔺家砭召开会议，对高岗在正宁南邑堡的违纪行为进行了批评，并撤销了他的师政委职务，下派到第二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
1月底 第二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成立，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
3月 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与高岗、杨琪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
4月上旬 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西华池大捷，全歼敌人两个营共600多人，创造了红二十四师成立以来的歼敌最高纪录。西华池大捷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定性一战。
5月28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并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7月下旬 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师。
7月25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红军游击队作战。郭洪涛在会上批评刘志丹、高岗等是“梢山主义”，撤销了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1935年 30岁
2月5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惠子俊、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同时撤销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继续存在。
2月21日 谢子长因伤情恶化不幸逝世。
5月4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指挥部在安定县（今子长县）玉家湾成立，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岗。
6月 高岗在宜川阁楼寺召集宜川游击队，宜川一支队，抗款军，十八、十九、六支队开会，宣布解散抗款军，将宜川一支队和宜川游击队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黑志德，政委赵正化。
9月11日 与刘志丹率部攻打横山县城。
9月上旬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
9月16日 刘志丹与高岗率领西北红军主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
9月17日 在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书记；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10月初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中共北方局派驻的西北代表团在西北苏区开展错误“肃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关押起来，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多人被错杀。
10月20日 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立即派王首道等先赴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指示。并决定派人接管西北保卫局。
11月3日 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听完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当即认为陕北的“肃反”搞错了，要纠正。
11月7日 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1月30日 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为刘志丹、高岗等平反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高岗等56人出席。会议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
12月13日 毛泽东由前线回到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人员。
1936年 31岁
1月 被派往内蒙古率领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不久任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4月14日 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时年34岁。
9月15—17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介绍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
1937年 32岁
1月5日 收到张闻天致谢嵩、甘渭汉、博古、高岗电，提请注意“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抗日反蒋的口号早已取消。党目前的方针是联合抗日派、左派，争取中派、蒋派，打击亲日派”。
5月15日 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虽然未能出席大会，但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7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高岗任书记，赵通儒任秘书长。中央初到陕北时成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
9月6日 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简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高岗、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
9月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高岗，副司令周兴，参谋长谭希林。
11月16日 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任命高岗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
1938年 33岁
1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高岗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榆林工作，与傅作义、邓宝珊协商办蒙民干部训练班。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
4月 中共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5月30日 延安县自卫军3000多人举行军事检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高岗和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授旗，高岗作报告。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
10月2—7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并讲话。
12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要求对在延安机关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有突出成绩的人员给予表扬，并由陈云、李富春、高岗、高自立、谭政、滕代远、萧劲光、姜齐贤组成检查工作总委员会，负责对党、政、军、民、学检查工作的总结和评奖。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的问题。
是年 与杨芝芳离婚。
1939年34岁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
1月17日—2月4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并当选为参议会议长。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开展生产运动问题。
2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大会发动生产运动。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
2月6—8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实施决定，并宣布了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秘书长曹力如，保安处处长周兴，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粮食局局长曹胜祥，审计室主任曹力如（兼）。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西省委工作。
5月1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保卫边区的问题。
7月12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
8月4日、6日、9日、11日、14日、15日 连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事宜。会议决定党章问题报告由张闻天准备，并组织党章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康生、李富春、谭政、高岗组成。
8月18—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
8月21—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鼎丞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1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工作问题。
1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12月25—30日 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林伯渠、萧劲光等先后联名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主持公道，惩办肇事魁首，取缔反共邪说，制止反共军事行动。
1940年 35岁
5月7日 陕西省委张习高就保一旅刘甫杰率部哗变为我收编情况，致电高岗、高自立、萧劲光。
5月18日 与萧劲光、高自立就对付顽军进攻问题，致电关中分区习仲勋等。
5月29日 致电习仲勋，指示要占领照金，肃清反动武装，酌情决定打马栏。
5月31日 与萧劲光、高自立致电习仲勋等，要正确处理哗变过来的部队的武器。
8月5日 就歼灭赵老五股匪事，发电向毛泽东请示。
9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谢觉哉商量。
9月24日 陇东参观团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高岗献旗致敬，高岗发表讲话。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19人组成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会（本地干部11人，外来干部8人），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8人为常委。会议还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9月底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和张闻天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表示：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
10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会议同意任弼时的提议：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是年 与李力群结婚。
1941年 36岁
1月30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财经问题。
4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原则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
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委员为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陈正人，候补委员为李卓然、贾拓夫，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隶属西北中央局；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康生、陈云参加，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
5月26日 在《解放》第一二九期发表《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
6月6日 出席在边区银行召开的如何发起储蓄运动座谈会，并与朱德一道被推举为“劝储团”名誉团长。
6月16日 在《解放》第一三一期上发表《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
6月29日 出席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会议决定，为了统一认识，促进团结，协调工作，由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陈绍禹、任弼时、朱德商谈，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8月9日 毛泽东致信高岗、陈正人：“谢老8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及编制问题。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
9月16日 毛泽东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提出：“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10月10日 民族学院在延安成立，由西北局领导。院长高岗，副院长高克林。
同日 在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辛亥革命纪念是一庆，今天参议会召开，又是一庆。可谓双庆临门。延市已经实行了三民主义，有了许多成绩，但还有些缺点，希望大会检讨市政府的工作，同时也检讨边区政府的工作，共同商讨，共同决议，共同执行，共同监督真正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日趋繁荣的新延安。”
10月14—27日 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在25日大会上，高岗报告了运盐检查情况，在说明了督运的必要之后，指出了督运以来的成绩与不足。说：“实践证明，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了本，今后应好好注意发扬好的经验。”
10月27日—11月3日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11月3—6日 陕甘宁边区厂长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高岗在最后一天作总结时提出，各厂明年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量。当前的状况与边区的需要很不适应。他还提出：“工厂同志学习的原则，是七分技术，三分政治。”
11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政府二届参议会问题，决定提议由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或刘景范）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人选为17人，其中共产党员7人，非党员10人。
11月6—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出席6日开幕式的正式参议员193名，候补参议员16名。晋察冀、鲁西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和各界来宾500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高岗宣布开会并致开幕词。在第二天的选举中，高岗以152票连任第二届参议会正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1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这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两个副主席中，要选一名非党进步人士。会议还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边区财政问题。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
11月15日 在参议会上作《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说：“施政纲领的精神是‘团结抗战救中国’七个大字，中国之欲不亡，必须团结抗战。”“今日之团结抗战，是为挽救祖国之危亡，在求民族自由与幸福，将来之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与反对帝国主义之干涉，仍需要全国人民的继续团结，此即决定长期合作的基础。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此为吾人一贯政策，兹代表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负责人坚决声明，吾人此项政策不仅今日实行而且将来亦必实行。为保证实行此项政策，共产党已提出并实行了三三制。”“今日实行三三制并不是请客，装门面，这不是有位无权，而是大家真正说话，真正做事，真正有权管理国家。”“希望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各界人士，能够和舟共济，不存丝毫客气，共同为抗战、团结、民主和边区的进步而斗争。”
11月22日 新当选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由林伯渠主席领导全体政府委员举手宣誓，高岗监誓后致辞：“希望本届政府全体委员彻底执行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之一切决议，参议会同仁定当尽力帮助，共同促其实现。”
1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与工作部署。
1942年 37岁
1月4日—3月20日率西北局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调查经济工作、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做准备。考察团30余人，分成三个分团，高岗率第二分团深入到双湖峪、周家硷等地，进行考察。调查工作结束后，出版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整顿“三风”工作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4月21日 出席边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并讲话。说：“在学习中，不是望文生义就算懂，而是要真正领会精神实质。要精读，要写笔记写心得写反省出墙板，帮助学习。要使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4月27日 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决定，由西北中央局抽出七人组成巡视团，了解整风学习情况，吸取学习经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
5月9日 主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参议会二次大会延至明年召开。
5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6月2日 边区学习总委员会在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各单位学习委员及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200多个学习小组的400余人以及各校的300余名学生参加了会议。高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当前的学习热潮是空前的，但在学习中反省自己不够，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加强领导深入学习。
6月9日 与贺龙、林伯渠、关向应、徐向前、林枫电贺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五十六寿辰。
7月2日 与萧劲光等联名致电留守兵团“大渡”三营副营长张玉清：“王旅长甘政委转张玉清同志：你十余年如一日地为党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虽年高而益壮，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兹值你五十三寿辰，谨此电贺。”
7月27日 与贺龙、林伯渠致电边区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重申禁止法币流通令，提出要严惩破坏金融人犯。
7月31日 与贺龙、林伯渠就不许扩兵问题发出紧急通知。
8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工作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问题。
8月29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由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原给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两个区域党政军民关系的职权，交由西北局执行。会议还决定，10月5日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地方县委书记以上、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议程为精兵简政、财政及整风学习、党政关系等。
9月24日 与贺龙、徐向前等发布命令，确定陕甘宁边区划分及防务。
10月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同意任弼时提出的关于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准备工作通知。决定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讨论各种决议草案，可先经高干会议讨论，于会议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再交高干会议最后通过。会议还同意任弼时、李富春的提议，为统一财经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中央局提议，以贺龙、南汉宸、叶季壮、高自立、朱理治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此项议案委托任弼时与林伯渠、贺龙、高岗等商妥后，交西北中央局决定。会议批准调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并参加西北局，为委员。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到会旁听。会议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毛泽东多次参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月13日、14日，高岗作大会总结。
10月20日 与贺龙、林伯渠发出《致党政军领导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执行政府法令，一概使用边币，不得用法币代替。同时指出，搜查民间法币和强迫登记过境法币的过火行为必须纠正。
11月7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文章：《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
1943年 38岁
1月6日西北局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贾拓夫为西北局秘书长，杨清为副秘书长，并组成西北局办公厅；张秀山为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高岗为西北局书记；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2月4日 出席延安各界庆祝废约大会。大会有延安各界2万余人参加。高岗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贺龙、刘少奇、陈云、叶剑英、李鼎铭、李富春、谢觉哉、陈正人、张邦英等为主席团成员。朱德总司令、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2月7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感言》。
2月28日 与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张经武发布陕甘宁边区剿匪训令，确定剿匪的方针、计划、战术以及对匪徒处理办法，并规定限期在春耕前清剿完毕。
3月8日 出席在延安市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并发表讲话说：“妇运必须从实际出发，如能发动边区妇女均各喂一猪、饲一羊，则边区全年即可增加财富十万万元。”
3月14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4月1—24日 出席延属各县妇联主任会议，在报告中提出，妇纺运动要“突破一点，影响全区”。
4月10日 与贺龙、谭政、徐向前、萧劲光、张经武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参谋长叶剑英呈报《剿匪工作报告》。
4月17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
4月22日 与林伯渠等率延安市各界万余人，恭迎刘志丹同志的灵柩。
4月24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向刘志丹同志学习》。文中说：“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
4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以刘少奇为主任，以康生、彭真、高岗参加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
5月2日 参加志丹县万人公葬刘志丹同志大会。在讲话中说：“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
5月17日 在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
5月21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致函高岗、林伯渠、贺龙等，提议在边区确定法币统一牌价。
6月29日 与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训令》，规定了延安各机关、学校实行精简后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的原则。
7月6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发展生产，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
7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和军事进攻边区问题。会议决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指导，准备9日在延安举行“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群众大会，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
7月9日 出席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会议于下午4时在文化沟体育广场举行，延安各界3万多人参加了大会。贺龙、高岗、林伯渠等17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林伯渠致辞，朱德、刘少奇、高岗、贺龙等发表讲话。高岗在讲话中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解放日报》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中，称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创造者”。
7月12日 吴家枣园全体村民致函高岗：“高岗同志：吴满有从延安开会回来，咱们庄子上也开了一个会，咱们大家都说：顽固分子要想进攻边区，真是活做他的糊涂梦，要不，就是他活得不耐烦了，或者从外国要回来的枪炮太多了，没处送，要送一些给八路军。好！就让他送我们一些吧！现在，请你告诉全边区的战士们：后方的治安，粮米的筹集，你们家属的照顾，都由我们负责，一旦战争爆发，你们可以放心作战，把这些和日本强盗一鼻孔出气、不去看门、反而回口咬主人的狗东西，打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吧！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一定杀猪拉羊，到你们营盘里庆祝胜利。祝你们打胜仗。”
8月8日 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隆重追悼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那素是伊盟蒙古族革命领袖，7月31日在延安病逝。高岗与那素相交八年，1936年10月，两人曾结拜为把兄弟。高岗在追悼大会上说：“那素先生奋斗一生，从实践中找到他应该走的道路，——坚决抗日，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坚决联合共产党和依靠广大人民，这是他成为蒙古族先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他和群众有联系的结果。”“我们永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大汉族主义，并且反对到底！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
8月15日 在延安各界公祭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大会上发表演说：“边区乃全国人民的一面明镜，边区实行了三民主义，反映出大后方没有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有人要拼命打破这面镜子，拼命要取消边区。但是边区人人有饭吃、有政权，努力打日本，究竟犯下什么罪应该取消呢？”
8月29日 就与敌特斗争问题，与周兴致电习仲勋、师哲。
9月4日 延安县5000余人召开防奸运动动员大会，高岗在会上发表演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报道说：“当高岗同志起立演说时，台下掀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拥护高司令’的口号此起彼伏，但当这位万众敬仰的西北人民领袖，在长时间的掌声中讲话时，台下即刻寂静无声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愿因为自己的欢呼而错过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10月12—16日 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毛泽东、林彪、朱德和高岗先后在会议上作报告。
10月15日 在边区召开的加强回汉民族团结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共产党、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回民同胞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我们是竭尽力量多方面帮助回民同胞的。并且我们回汉同胞都应看到，现在是民族敌人打进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和同一祖国的人团结起来。汉人和回民都是中国人，去打日本，打我们共同的敌人，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搞好。”
11月26日 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200名劳动英雄和3万名群众出席了大会。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在大会上讲话。高岗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民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12月5日 西北局招待出席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劳动英雄。各分区劳动英雄共向高岗献上六面旗帜。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高岗代表西北局发表了讲话。
12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由任弼时、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李富春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任弼时负责主持。
1944年 39岁
1月7日 出席晋绥边区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与毛泽东、朱德、贺龙、关向应、林伯渠、续范亭等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月11日 下午，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听取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与今年工作方针的报告。在各议员讨论后作报告说：“去年政府工作进步的原因，是整风搞通了思想，同时又抓住了中心——发展生产。”
1月27日 西北局邀请在延安的党外人士李鼎铭、李丹生、柳湜、贺连城、毕光斗、杜立亭、白宝山等举行座谈会，征求对本年工作的意见。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同时林伯渠做了关于彻底肃清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保证完成今年工作任务的发言，高岗做了总结发言。
2月1日 西北局办公厅召开边区党民系统生产动员大会。在会上宣布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带领他的秘书、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种棉花两垧、洋芋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
2月7日 延安民众代表毕光斗、吴汉章等到杨家岭和王家坪，向毛泽东、朱德以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保安司令王世泰献旗，感谢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好光景。
2月21日 出席中共西北局会议。会议听取了贺龙关于去年陕甘宁边区财经问题的总结报告。
2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七大的议程，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包括政工）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彭德怀、陈毅、高岗各准备一发言。
3月5日 出席在参议会礼堂举行的南区党政军机关妇女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大会。在讲话中号召：“组织边区二十五万妇女生产，一年就多得百万石细粮。”
3月8日 在延安边区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经济，做到每个家庭的丰衣足食。”
3月16—20日 出席中共西北中央局常委会，讨论2月21日贺龙的报告。
4月初 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
4月3日 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4月6日 劳动英雄马海旺同志致信高岗。信虽然只有1000字，但讲了变工队、开义田、改良农作法、修水地、合作社、改造二流子、读报、放哨、参观等十余个问题。《解放日报》在发表此信的编者按中说：“这种报告体裁，极其值得提倡。”
4月7—12日 任弼时代表中央做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8日，朱德做了《生产运动与财经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做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追悼朱德总司令母亲钟夫人大会。
4月14日 参加西北局办公厅召开的组织问题座谈会，就建立模范支部问题发表意见。
4月29日 劳动英雄吴满有致信高岗及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汇报他3月17—27日到三五九旅帮助开荒的情况。
5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七大问题。会议决定组织报告委员会：军事报告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组成，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组成，刘少奇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
5月1—25日 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邓发等到会讲话。大会确定为今后两年全面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学习赵占魁运动的新内容为革命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的统一，工厂企业化等重大原则和方针。23日，高岗在会上作《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讲话。
6月1日 就建立秘密侦察力量问题致李景波信。
6月10日 朱德在延安举行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高岗与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徐向前、贺龙、萧劲光、林彪、聂荣臻等出席，并两次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6月14日 出席延安各界庆祝联合国日及保卫西北动员大会，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8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6月16日 与徐向前、萧劲光、林伯渠、李鼎铭等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布《保卫西北联合训令》。
6月24日 出席中共西北中央局常委会议，讨论盐的销售问题。
6月29日 在西北局大礼堂招待出席合作社联席会议的全体合作社主任，并即席发表讲话，说：“我们边区有许多模范合作社，大家应该向他们看齐，但这些合作社没有理由可以自满，应该继续向前发展。落后的合作社，也不能灰心，而应改正缺点，赶上先进的。我希望全区合作社来一个大竞赛，看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一些，经过合作社不仅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而且要把他们提高一步，我们边区的事情办好了，对于全中国都是件大事情，希望大家努力。”
7月9日 在西北局办公厅欢宴政府委员及常驻议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8月7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高岗关于西北局工作的意见，讨论西北局干部的配备问题。
9月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成立联合政府及派军队南下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问题。会议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刘少奇、康生、周恩来、高岗、刘晓六同志组成，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中央军委设立报导处、教育局、外事组等，由任弼时、高岗、陈云商议急需解决军委必需的建设及经常费用。
9月12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学习模范和前线回延安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与贺龙、徐海东、萧劲光、谭政等2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下午，与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张经武、谭政等宴请会议代表。
9月15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
9月16日 在西北局招待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部队在反攻的前夕，要努力掌握技术，提高战术，发扬八路军勇猛果敢的优良传统。
9月20日 在边区仓库主任联系会议上发表讲话。
9月26日 与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谭政、萧劲光等陪同毛泽东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学习模范和战斗英雄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及其率领的美国军官应邀前来参观。
11月9日 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延大，各中学、完小，各区乡干部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为长期建设边区打下基础。
11月11—14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西北局高干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英模大会的问题。会议决定了参议会报告的分工：工作总结——李鼎铭，选举条例及议会工作问题——谢觉哉，财经问题——陈云，军事问题——贺龙和谭政，卫生问题——刘景范，三三制及民主团结问题——高岗。
11月中旬 与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张经武发布《1944年部队冬训整训训令》。
11月29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今冬中心工作》一文，重申西北局关于冬训的指示，提出：“各分区各县今年冬季均应以训练区乡干部作为最中心的工作，作为转变与推动一切工作的关键。”
12月7日 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发起，准备委员会党内由周恩来、高岗、林伯渠、薄一波等14人，党外由李鼎铭等19人共同组成。
12月16日 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统治区是“公私交困，民不聊生”，而边区则是“公私两利，民生改善”。原因在于“边区的政权是真正人民的政权，而国民党的政权则是少数独裁者的政权”。
1945年 40岁
1月5—9日 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检查领导作风。高岗在9日作题为《1945年边区的主要任务与作风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作风的问题，主观主义仍然较严重地存在着，即“四多四少”：任务多，开会多，调查多，跑腿多；主动少，检查少，用脑少，研究少。这主要责任在上级，但是下级也有不负责的现象，对于上级的指示贯彻有困难的时候，一不申辩，二不打招呼，采取应付的态度。我们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原因是，我们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缺少脚踏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今后，首先我们的干部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多动脑筋，多研究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12日 在群英大会上发表了《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的讲话。号召英雄们和群众一起，以自己的事业和经验影响别人，帮助别人，为进一步推动集体的英雄事业，培养出更多的英雄，创造出更多的模范单位而奋斗。提出工作方法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要按照群众资源与需要，兴利除弊。老百姓赞成的事就办，否则就不办。好事而老百姓一时还不了解，也暂且不办。
3月1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出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等16人为中共七大主席团成员。
4月21日 出席中共七大预备会。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六届七中全会向七大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常委主席、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议程、议事规则等议案。大会主席团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
6月19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9月5日 出席延安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9月14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决定：第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赶赴东北开展工作，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会上，高岗与张闻天、李富春等要求去东北。
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国共谈判已进行八次，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让步方案仍不满意，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形势可能逆转。为配合重庆谈判，要大力开展东北工作。会议决定：（一）开一次高干会，将谈判经过及我之方针通告大家；（二）请毛泽东利用时机回延安；（三）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
9月28日 中共西北中央局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西北局成员的通知：任命高岗、林伯渠、贺龙、谭政、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李维汉、李卓然、谢觉哉、张邦英、刘景范、贺晋年、张德生、周兴15人为西北局委员，任命高岗、林伯渠、贺龙、谭政、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7人为西北局常委。
10月11日 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在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后，决定对东北战略作大幅度调整。并决定高岗、张闻天、李富春也去东北，加强东北局的工作。
10月20日 与林伯渠就外来延安学习或工作的人员暂行处理办法致电关中地委书记和专员。
10月22日—11月22日 与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陈正人、朱瑞、凯丰、陈光、郭述申、刘英及1名机要员共11人，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飞抵河北邯郸，尔后经陆路于11月1日到达太行地区，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休息了两三天后，继续前进，于11月8日抵玉田，11月13日抵承德，后乘火车到朝阳，乘汽车到锦州，再乘火车于11月22日到达沈阳。
10月31日 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力量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11月2日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决定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1月22日 高岗、张闻天等一行到达沈阳。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会上就当前我党的力量重点究竟放在城市还是农村问题发生争论。
11月24日 东北局决定撤离沈阳，具体安排是：高岗、张闻天去北满，与陈云会合开展工作；彭真、罗荣桓、林枫带领东北局机关去本溪；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组成东北局西满分局去抚顺；陶铸、邓华带辽宁省委和军区去法库县建立根据地。
11月26日 与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方强、刘英等乘苏军的运煤车到达哈尔滨。同日，东北局发出《东北局关于东北局内部与北满人选分工的通知》，拟任命高岗为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张闻天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
11月28日 同张闻天在哈尔滨与陈云等会合，开会研究东北局势及对策。
11月29日 与陈云、张闻天以陈、高、洛的名义起草致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电——《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12月1日 参加北满分局扩大会议，并在报告中发出了“扫荡反动土匪武装，肃清日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的号召。
12月5日 同陈云复电彭真，提出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不同意见。
同日 同陈云、张秀山、李兆麟等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央，请示有关北满分局组成人选问题。
12月7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的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碍工作，丧失时机。北满分局收到此电后，立即转发各省工作委员会，并补充五点意见。
12月8日 东北局致电林彪、陈云、高岗、吕正操、李富春并报中共中央，决定将新老部队合编组成野战兵团。
12月12日 与陈云致电东北局转中央，再次建议以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和东北籍八路军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以及冀热辽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李运昌的名义发表宣言；同时，在东满、北满组成几支以抗日联军干部为首并表明其前身是抗联的军队，以利在政治上加强同国民党的斗争。
12月13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高陈（高岗、陈云）要求派老部队四个大团到北满，应从速派去，因在北满建立武装与根据地，将更比较有安全保障的。”
12月16日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致电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指出，北满各省土匪蜂起，这些人不是历史上的“胡子”，而是经国民党委任过的“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北满三分之二的大小城市实际上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各省要立即组织可靠的机动部队，主动有计划、有胜利把握地进行剿匪，并首先消灭其中最凶之股。这是在苏军未撤而蒋军未到时，北满决定胜利的一环。
12月上旬 同陈云起草致彭真、林彪、罗荣桓、吕正操、林枫电，报告北满匪情、民情、我情，指出，估计美蒋全力北来，苏联不能额外帮助我们，依靠东北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应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打算，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用作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的进攻作战外，将必需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可靠的根据地，使东北和全国的形势处于不利的地位。
12月21日 同陈云致电彭真，建议除重点确保热辽外，将主力部队更分散些，例如放到东辽、间岛、牡丹江、合江、松花江两岸、北安、绥化与嫩江之间，南辽西地区，抢先剿除土匪，发动人民创造根据地，造成可战可和的局面。
12月22日 同陈云致电彭真、罗荣桓，请他们转告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火速赶到舒兰和榆树，协同当地部队消灭国民党土匪，然后立即向宾县开进。
12月23日 北满分局致电张闻天、各省工作委员会并报东北局转中央，就北满一些县委委任地主分子组成保安队一事指出，这件事情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增加了许多国民党的武装。根本原因在于一部分的干部思想上存在问题，不能正确地认识东北的形势。东北与抗战敌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省必须对干部进行这种专门的教育，纠正经验主义。
12月25日 北满分局致电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要求凡已接收政权的县，都必须明令减租，以便发动群众。为了取得经验，可集中人力，在一个区域试办。
12月26日 同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各部队，指出东北人民向来仇恨和惧怕特务，我部队不要再用特务称谓，也不要用特务连、特务团的番号，可改称警卫连、警卫团。以免致人民误会。
12月28日 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并转高岗、陈云、李富春：“毛主席在看了最近一个多月东北与延安往来电报之后，从休养所中写来一个关于东北工作指示（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的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即发你们，望注意收听。其中心是进行切实的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
12月30日 同陈云致电东北局指出，如我在东北的方针已由独占东北转为创造根据地，则辽热边需有重兵，不应抽兵太多，东南满兵力太多，应速抽一万至一万五千老部队到东满。北满、西满老部队少，新部队不断哗变，国匪众多，农运暂难开展。因此，主力部队能否多来早来，对能否造成大块根据地、巩固部队具有决定作用。
同日 同陈云致电东北局，请他们命令吉林区党委不要留住三五九旅，以免丧失时机，命令三五九旅电台直接与北满分局联系。
1946年 41岁
1月1日 同陈云致电周保中、张启龙，请他们向刘转连、晏福生转达命令：立即率所部经五常向宾县赶进，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贻误大事。
1月3日 收张闻天到宁安后致陈云、高岗电，提出不回分局，留在新区工作。
1月4日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
向日 同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询问目前各地在发动群众方面有何情况、成绩、经验，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最能发动群众的口号是什么，伪满时代的开拓地、满拓地有多少，如何确定其产权和如何处理为适当。可否作为敌产分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目前部队中有哪些严重问题，在巩固部队方面有何经验。
1月6日 同陈云致电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介绍开展农民运动的做法。
同日 同陈云致电刘转连、晏福生，令其部队兼程北进，后续部队勿再停留，每日电告行程。
1月8日 同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转杨国夫，确定将杨师放在北满，并以其为基础，吸收三肇、嫩江、黑龙江地区两万余人的新部队，编为一个纵队，要求该师自法库出发，迅速兼程北进。
1月9日 收张闻天致陈云、高岗电。称：此间地方银行印钞票需要刻一个钢板，不知在哈尔滨有办法否？钞票纸能买到否？望速告。
1月12日 收张闻天致陈云、高岗电。称宁安开拓地、军用地等占全县能耕地二分之一以上，地主希望将这些土地物归原主，多数农民则希望都取得土地。如将全部土地都分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当然为基本农民所赞成，地主亦不能反对。但究竟如何分法正在研究中，无论如何此问题必须于今年春耕前解决。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指示，望即电告。
1月13日 同陈云致电刘转连、晏福生和杨国夫，指出：全国停战令虽已公布，但东北斗争仍极复杂艰难，望兼程向指定地点前进，否则，北满将无我们地位。
1月15日 同陈云致电张闻天，指出，据中央13日电，国党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布置一切，在顽军向我们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
1月16日 收张闻天致陈云、高岗电：牡丹江北部土匪日益猖狂，我方派兵去打尚无结果，牡丹江市又趋紧张，而东面的土匪马喜山最近由南向北进攻，似有南北配合之势。故盼望田松支队速来，以振奋人心，猛力反攻。
1月17日 就开拓地、满拓地的处理政策问题同陈云致电中共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
1月18日 同陈云致电林彪、彭真、罗荣桓，要求杨师仍按原计划来北满，将以其一部肃清三肇土匪，一部北上肃清北安及齐齐哈尔土匪。
1月19日 同陈云致电刘转连、晏福生，指示他们在先头部队占领方正后，等后续两个主力营跟上再计划进攻通河。
1月24日 同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转中央，建议东北局将日本昭和十五年十月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出版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概史》中有关抗联的部分及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言论汇编成册，在关内外散发，以打破国民党关于抗联尚不合法的说法，争取社会同情，同意东北局起草的抗联将领的通电。
1月29日 接到陈云的复信（此时高岗在通河），信中说，已电告张闻天，部队不能坐着整训，而要积极地在有胜利把握的剿匪中整训。提议用七师主力控制洮南，以稳靠山；再以两个团北上至嫩江、黑龙江之间。洮南虽北满分局所管，但何时有兵北上西满很难预料。
2月1日 同陈云致电杨国夫等，下达关于七师任务的命令。指示他们迅速以两团主力深入北安、齐齐哈尔、哈尔滨四条铁路之间地区，协助黑龙江、嫩江两省创造根据地，准备在西满无主力到达的情况下，以一部主力进入白城、洮南地区，后续部队须迅速北赶，万勿迟缓。
2月3日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请求将刚由苏联回国路过宾县的李立三、杨至诚、钟赤兵、袁牧之留在北满工作，尤其是李立三留下做城市及办报工作，并慰问毛主席的病情。
2月26日 收到陈云来信。称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东北有无谈判的可能性。如果谈判不进行，为谈判的南行可推延。估计谈判将推迟，国民党要搞反共苏的运动，这是预先可以想象的逆流。但这毕竟是小势，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大势。如果这股逆流发展到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步，那么，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将更加孤立。
2月29日 同陈云电告杨国夫、刘转连：中共中央北满分局拟办一机要训练班，请从七师和三五九旅分别物色15名政治绝对可靠并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年轻党员，派往训练班。
2月底 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本溪迁至抚顺。
3月6—8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抚顺召开的由部分东北局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抚顺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东北形势、和战问题、城市与农村工作问题、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以及作战指导方针问题。
3月9日 原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同日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由宾县迁往通河。
3月13日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召开干部座谈会。
3月2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抚顺迁至梅河口。
3月2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东北局并转林彪、黄克诚、李富春电，指出，“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月27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立三，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兼城市工作部部长）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
3月28日 参加在梅河口召开的由部分东北局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梅河口会议”。会议围绕和战向题、创建根据地问题及部队作战方针问题进行了又一次的广泛讨论。
4月3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选举高岗任议长。到会正式议员111名，经无记名投票，高岗以87票连任。
4月4日 收到陈云、李天佑电，表示同意张闻天关于将合江、牡丹江、东安三个单位在军事上合并为一个大军区的意见，建议党的组织也同样合并，请张闻天任书记，方强任军区司令员，最高领导机关设在佳木斯。
4月11日 同陈云致电王友，指出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日本人与我争夺哈尔滨，这一力量不容忽视，要设法通过各方面关系，争取他们保持中立。可向日本资本家说明，只有保持中立，将来才可能在满洲保存其财产和生命，并通过他们影响日本军人和特务。
同日 同陈云电告王友：据黑龙江省来电，孙吴东北方三十五里的山中有许多山洞，隐藏有日寇，数目不详，带有枪炮，储有可供三年用的食物。苏军从黑龙江撤退时曾进剿过一次，望转告苏军，请他们在此次撤退前再进剿一次。
同日 同陈云电告王鹤寿、范式人、叶长庚，命令从北安抽调有战斗力的成建制的1200人，于当月25日运至呼兰集结待命，准备参加争夺哈尔滨的战斗。
4月13日 同陈云致电北满中共各省委及军区各部队，指出土匪虽经我无数次清剿，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尚有少部分盘踞在我未到达之处，我们必须彻底肃清散匪，是建立北满巩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关键。
同日 同陈云致电彭真并中共中央，报告哈尔滨市内外敌我双方兵力情况，指出如果苏方不允许国民党军在其撤退前空运部队，我夺取哈市有把握。
4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并转周恩来、陈云、高岗电，指出：“（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杨师（指以杨国夫为师长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一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三）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四）用全力发动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
4月21日 同陈云、李天佑致电彭真、吕正操、萧劲光，指出北满事实上已经成为整个东北的大后方，但北满后勤部门只有几个干部，供给、交通运输、工业、卫生等各项工作无法开展。建议将东北局后勤机关全部移往北满，与北满后勤机关合并，如不能，则派大批干部来。
4月22日 收张闻天致高岗、陈云转彭真转中央电：提议在我们占领长春、哈尔滨之后，美国公开援助蒋介石侵占东北时，我们应即考虑在最近召开东北各省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联合政府问题。
4月27日 与陈云在哈尔滨郊区召开各部队干部会议，部署苏军撤离后进军哈尔滨。高岗在会上要求准备50辆卡车，三五九旅抽出1000人的精干部队准备追击敌人。卫戍司令部负责统一解除旧警察武装，把物资仓库接收保管好，各部队不要擅自行动，解除武装要经陈云同志批准。
4月28日 随着凌晨最后一列苏军火车撤离哈尔滨，北满军区哈尔滨前线部队在哈市7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下，进驻哈市。傍晚，随同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迁入市内。
5月1日 毛泽东电告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5月2日 同陈云致电中共中央及东北局，报告进占哈尔滨市后的情况。
5月6日 同陈云致电李富春、黄克诚，指出，肇东一县政府原封不动地收编土匪队伍，将来一定叛变，在军事剿匪胜利后，要采取政治的办法瓦解土匪。
5月8日 收张闻天同李大章致陈云、高岗电：同李大章定于9日动身去佳木斯，同张松（李范武）一同到哈市开会。中东路土匪破坏，故不能走。
5月14—23日 参加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和建设根据地等问题。
5月2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次日，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吉林，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
5月25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会议研究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后的形势以及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的有关问题。
5月26日 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的建议，批准将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
5月28—30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问题。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于6月1日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6月7日 东北停战协议签订后，东北民主联军对军区和部队编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北满军区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参加领导工作。
6月16日 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接中央指示后，东北局委托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将林彪接到哈尔滨。
6月22日 同陈云、谭政、林枫开会，研究中共中央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后干部的安排问题。
7月3日 上午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会议讨论委托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任务的决议》稿，决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
7月3—11日 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这是在东北的中央领导的空前聚会。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七七决议》），号召全党全军深入动员，到农村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1日，《东北日报》发表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会后，林彪到松江、高岗到合江、陈云到西满分头传达会议精神。
7月6日 收张闻天同李范五联名致陈云、高岗电：陈郁现在率领了两个工作团在千振、勃利工作，他即任勃利中心县委书记，统一该地区的一切地方工作，我们意见目前不抽调他的人为好，这地区的工作搞好也是很有意义的。如何，请示。
7月27日 在于佳木斯召开的中共合江省委干部会议上传达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
8月10—12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会议讨论了财经、干部、军队政治和遣返日侨工作中的问题。
8月13日 收张闻天致林彪、高岗电：我再次提议牡丹江、东安二区合并为一省，由东北局直接领导，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一则我们这方面照顾不到。二则二地区均为二师的工作区，这样做对二师也便利。三则利用这个机会也可以加强一下牡丹江、东安党委的领导。这是我早已有的想法，希东北局批准。
9月4日 同林彪、彭真、陈云联名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所属部队，提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的十条对敌作战原则。
10月3日 收到陈云自佳木斯致林彪、彭真、高岗并叶季壮的电，说：我昨日到达佳。我后悔来迟。此间早将六万匹大布送去东安，但事前未找得仓库，又不知闷子车是漏水的。查找此次搬运失误的原因，在于不知家务之难与自大妄为。
10月18—20日 与林彪、彭真、陈云连续致电辽东军区萧华等，就新开岭战役提出意见。
10月28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讨论加强南满根据地领导力量的问题，决定派陈云、萧劲光去南满。
10月3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并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11月1日 同林彪、彭真、陈云致电辽东省委，就南满战略任务提出指示。
11月7日 收到陈云途经桦林时的来信，提出土改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
11月9日 收到陈途经东京城时的来信，再谈土改中要充分发动群众的问题。
11月16日 林彪致电彭真、高岗，同意辽东省委关于改组第三纵队领导机关的请示意见。
12月20日 收陈云致林彪、彭真、高岗的信，称在敌后坚持与建立游击根据或小块、大块根据地，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有把握。第一，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使敌人正规军不能不填防，由于敌正规军兵力不足，这就在实际上减少了敌人向我们正面进攻的机动兵力。第二，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农民是最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立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南满根据地不论土地分得如何彻底，但由于时间太短，群众得利不多，因此，不能希望群众与我并肩作战。第三，相互配合。即游击区之间，正面与敌后，南满与北、东、西满，关内与关外都要配合。
12月28日 收到陈云同萧劲光、萧华、罗舜初、吴克华给林彪、彭真、高岗并中共中央电，表示同意在作战根据地不成熟、机动地区受限制、敌紧迫压缩的情况下，事实上不得不拼掉几个棋子，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1947年 42岁
1月16日 收到陈云致林彪、彭真、高岗电，电中表示同意1946年12月17及26日两封电报的意见。
2月8日 收到陈云致电。对于林彪、彭真、高岗1月18日关于北满难补兵员给南满的来电提出意见。称南满吸引着敌两个军及一个师全部、另一个师的两个团和不少保安独立师，对北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南满有两个前途。我力争上策之心未死，一再求援，请再考虑一次。
2月24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至东北局电：“请派彭真率东北代表团出席五四土地会议，最迟须于3月中旬起身。”
3月31日 收到陈云同萧劲光、萧华、程世才复林彪、彭真、高岗电。说，目前南满敌情严重，但敌主力不多，渐次粉碎敌人的进攻是可能的。
4月2日 收陈云信。信中表示北满能给南满输送新兵，增加了争夺长白山最有利的条件，即派三个补充团的架子去接新兵。
4月1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并告高岗电，同意他们8日电提出的以主力出南满的战略计划。
同日 毛致电林彪、高岗：“请你们考虑，在东北今后是否尚须破坏铁路。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例如南满、吉奉（吉奉，指吉林市到沈阳段）、安奉［安奉，指安东（今丹东）到沈阳段］、四梅（四梅，即四平到梅河口），打通诸路，敌我来去，争夺必尚有一个时期，即尚有一个时期被敌利用而我不能利用，即使如此也不要紧，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
5月初 出席东北局会议。
5月5日 东北局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东北我党我军贯彻执行《七七决议》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东北正处于一个新的形势面前，即在军事上敌人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进攻。因此，我党在东北的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5月8日 收到陈云复信。称东北战局敌我力量已发生很大变化，东北我军已由守转攻，今后的重点是打攻坚战，以吸引更多的蒋军机动兵到关外来加以歼灭。
5月下旬 中共中央东北局对东北党政军领导机构做了调整。东北局委员除原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0人外，增加6人，由26人组成东北局委员会。东北局领导核心明确分工：林彪任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书记，高岗兼任秘书长。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军分会，主席林彪，副主席罗荣桓，委员有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书记陈云。
5月20日 毛泽东复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
5月3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高岗电，庆祝他们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战线的胜利。
6月15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并告各首长，通报陕甘宁边区三个月的作战情况。
6月20日 出席松江省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就形势与政策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所谓熟透的地区，就是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把封建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武装上彻底摧毁，不仅要分掉恶霸地主的土地、牛马、浮财，而且还要挖出他们的家底，这样才能最后摧毁恶霸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7月10日 毛泽东就全军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两年计划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
7月15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工委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他们所制定的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文件。
10月—次年2月 到热河、冀东调查研究工作。
11月10日参加中共冀东区党委召开的全区土地工作会议。大会历时32天，县以上干部300余人出席了会议。高岗在讲话中号召：“要丢弃小我深入群众，搞好工作，去掉毛病。”
12月26日 冀察热辽分局召开热中地委、县委书记及分局工作团负责干部联席会议，高岗于29日在会议上做了《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的报告。
1948年 43岁
1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1947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4月2日 同陈云、林彪、罗荣桓、李富春致电中共中央，对一个时期以来没有按照中央要求向毛主席和中央作各方面工作及政策情况的报告进行检讨并说明情况。
4月22日 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5月上旬 东北局组成巡视团，开始对以城市经济为重点的东北解放区的调查。团长高岗，副团长张闻天。陆续参加的成员有马洪、李华生、李正亭、邓力群、于杰、于建亭等等。
5月31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由陈云负责财经工作。
6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会议。会议根据陈云的提议，决定在第六次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准备重建的全国总工会中，陈云只做名义上的主席，日常工作由李立三主持。
7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由高岗、李富春出面，抽一二天时间，根据中央九月会议通知精神，邀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高崇民、朱学范等，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
8月3日 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8月4日 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首先简要叙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史，然后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并着重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
9月12日 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9月27、29日，10月1、4日 出席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为东北局高干会议准备的各项工作报告。
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东北局、东北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干部80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东北1949年度的工农生产计划，研究了紧缩后方机关、充实前线主力的措施，总结了各地整党、建党、建政的经验，布置了相关的工作。
10月9日 出席朱瑞公祭追悼大会。同时出席的还有陈云、林枫、李立三、李富春、吕正操、周桓、伍修权、张学思等及哈尔滨各界人士千余人。
10月16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政委会、东北军区各直属机关千余干部在哈尔滨市文化俱乐部集会庆祝锦州大捷。高岗在会上作《东北自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10月26日 在哈尔滨的住处召开东北局紧急会议，研究接收沈阳的方针、办法与注意事项。
11月1日 出席东北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在业务上分工，将报纸、广播、通讯社均归党报委员会领导，出版、教育、文艺归宣传部管。东北大学也属宣传部，城工部取消，由省委办公室负责。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供销社问题，最后高岗说这个问题“洛甫负责研究”。
11月2日 沈阳市解放。凌晨，沈阳军管会抵达沈阳郊区榆林堡村。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及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全体同胞，祝贺沈阳和东北全境解放。
11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于21日或22日以最快的速度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其不战投降。
11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获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形势，提出了全力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通过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1月 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高岗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2月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哈尔滨迁往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和平区太原街1号。
12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提出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来中央开会，请高岗考虑可否来中央参加此会。
12月2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会议，决定在高岗去中央开会期间，由陈云主持东北局工作。
1949年 44岁
1月4日 收到陈云致中共中央、罗荣桓、高岗并告林彪、刘亚楼电，称我占平津后，关外与华北铁路不久即通。平汉与津浦路逐渐修复后，通车线路还随之延长。关内外其他财经工作彼此尚可暂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铁路管理与调度均需统一，以免由于调度不统一而产生贻误军运和浪费运输能力的现象。故建议在占领平津前，对此要预先准备相应措施。
1月5日 刘少奇致信高岗：“你寄来苏联同志起草的农村合作社标准（标准二字较模范二字为好）章程及东北合作总社章程我大体看了一下。章程草稿是完备的，但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加以增减和改造，又有许多名词亦须斟酌改变，你们如能加以研究并改造，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文件。又东北如有苏联合作专家，最好能请他们首先帮助我们办好一个城市合作社、一个县的合作社和一个乡的合作社。”
1月6日 收到陈云同林枫致罗荣桓、高岗并报中共中央电，报告：莫洛托夫来电表示，苏联政府已同意满足我们聘请专家的要求，并要我们提出所需专家的数量。现已拟就聘请338人的清单，即工业212人，军事工业64人，财政及工业大学38人，航空机械修理14人。另据苏方告，他们已同意再派来铁路工作人员200名（原件如此）。
1月10日 陈云复电高岗。称要使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恢复生产，需要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包括要求苏联退还在进入东北后搬走的大机器。如果要达到“八一五”前的规模，还需要订购更多的机器。如果要制造汽车、坦克、飞机，则需要新建各种内燃机、发电机和大型母机的制造厂。建立这些工业要花费很多的资金和时间，但将来必须建立。仅恢复已有的生产能力，就需要投资两亿四千万美元，可请示中共中央考虑从减轻东北军费负担中找出路。
1月3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高岗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2月27日 同陈云、伍修权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中共中央，说中央驻地所需防空木材，将按来电规格赶制，由250个车皮陆续运往关内。
3月7日 同陈云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有关苏联方面提出的由他们负责在黑龙江两岸设立通航灯塔，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问题。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高岗、陈云电，表示同意苏方派出技术人员在黑龙江我岸指导修建灯塔，一切经费由我们负担，所有权也属于我们。
3月21日 出席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说：“今天在这样一个礼堂开会，正式成立我们的学校，这件事是有很大意义的，过去的大学生，多是豪门子弟，工人是没有权利学习的，今天我们工人有了这个权利，是由于工人阶级多年来流血斗争所得来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人，组织了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了巨大胜利的结果。我们既然有了自己的学校，当然应该努力学习，充实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管理国家的知识，相信我们的工人同志一定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4月21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划东北行政区划，任命各省主席、副主席。
5月1日 在沈阳人民纪念五一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是全东北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议来纪念并庆祝南京的解放，是有很大意义的。”“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今后我们后方全体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
6月21日 随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6月26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6月27日 斯大林、莫洛托夫（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7月2日 随同中方代表团与苏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7月10日 应邀与刘少奇等到斯大林在孔策沃的别墅参加宴会。
7月11日 应邀与刘少奇等列席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7月15—26日 随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的负责人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
7月18日 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参加1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与斯大林谈话情况。
7月22日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任弼时血压仍有190以上，稍劳累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征治病。要求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罗治病。
7月25日 毛泽东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回答了与苏方谈判时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同日 与刘少奇、王稼祥电告中共中央：“给弼时和荣桓的医生正选派中。”
7月27日 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宴请了中共代表团。
7月30日 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
同日 高岗回国。
8月14日 在东北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中国人民三十二年的切身经验，充分证明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我们最忠诚、最可靠的朋友。中国解放战争，今天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已在眼前，中国人民所以能获得这种伟大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力量的援助。”
8月20日 出席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筹委会提出的由27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高岗、李富春、林枫、张闻天、张学思、高崇民、栗又文7人为主席团常委。
8月21—26日 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召开。开幕前，东北职工代表400余人在乐队齐奏和欢庆声中，向大会献旗30余面。在会场门前举行的献旗仪式上，高岗代表大会即席向东北工人致谢。
8月22日 在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
8月2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并指出：“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
8月26日 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经代表会议选举，正式成立。出席参加选举的代表314名，选出正式政府委员41名，候补委员11名。高岗以313票当选。
8月27日 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9月5日 陈云致电高岗、李富春、林枫，告知上海会议已决定取消纸烟专卖，新政协会议上，产业界代表也会提出此要求，请东北做好准备。
9月8日 在东北干部会议上发表《荣誉属于谁？》讲演。
9月2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开幕式，并代表解放区讲话。
10月1日 下午2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11月13日 收陈云致高岗、李富春信，说苏联政府要向中国购买3万吨小米种子，毛泽东已经批准，他们决定在东北购买一半，请派人负责此事。依华北经验，不仅需要农业技术专家下乡协助，而且需要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将好种子卖出，切不可把坏种子掺入，贻害苏联之播种者。
12月5—7日 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召集辽东、吉林、松江、黑龙江、辽西、热河、内蒙古等地比较大的县份的县长、县委书记以及各省的办公室主任，座谈了农村工作问题。高岗与林枫每天均亲临主持。座谈中对农村情况的新变化、生产变工互助组和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等问题分别反映了具体情况，交换了意见。高岗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1950年 45岁
1月11日 出席高自立同志追悼会，主祭并发表讲话。会后送灵车去沈阳北陵墓地。
2月13日 傍晚赴火车站为张闻天送行（张调离东北任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2月16日 在沈阳各界庆祝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大会上发表讲话。
3月1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后，在回国途中，到达沈阳。在沈阳期间，高岗陪同毛主席、周总理视察了沈阳橡胶一厂、沈阳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参观了北陵公园和沈阳农机展览。
3月3日 毛泽东、周恩来同高岗、林枫等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定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意见。
3月13日 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
3月20—22日 出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作《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与重建问题》的报告。报告对1949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提出了1950年的经济计划。
4月13日 签署东北人民政府令，严禁各地乱发表格，责成统计局统一审查制定。
4月23日 赴沈阳机器第一厂检查工作。
7月1日 在东北局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9周年的干部大会上发表《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整风报告。报告指出了各主要工作部门目前尚存在的严重毛病，号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与总结各个部门的工作，切实改正工作中和思想作风上的错误与缺点，进一步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全党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搞好东北的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事业。
7月10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为加强东北边防，中央决定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和炮兵第一师、二师、八师等部队调到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7月14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李富春、林枫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由于币制不同，决定凡四野在东北境内的部队，除武器、弹药、服装、医药器材、电讯器材、汽车油料由军委直接补给外，其余粮料柴草及一切经费与作战费等，完全由东北人民政府供给，经过东北军区后勤部转发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
7月21日 出席东北总工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就今后东北工会工作发表讲话。
7月22日 周恩来和聂荣臻联名致函毛泽东，建议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边防军司令部待“粟、萧、萧去后再成立”；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7月26日 周恩来函复高岗、林枫：同意将溥仪等战犯暂送抚顺市。
8月5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高岗电，要求东北边防军“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8月11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如果东北鼠疫情况不严重，不必轻易请苏联帮助，责成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靠自己力量捕灭。
8月18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
8月25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贺晋年并告倪志亮：有关同朝鲜的对外交涉事宜，“应先电中央批准，经外交部系统统一办理，不要直接电令大使馆，以免分歧”。
8月27日 周恩来和李富春致电高岗：（一）基本上同意关于东北与全国结合制定计划的意见。（二）东北同志来京参加定计划，只能是与全国结合，确定方针、任务及重大的控制数字及与全国重大生产项目的平衡数字等的计划纲要，然后据此回东北再制定详细计划。（三）关于财政、贸易、金融、农林各方面，均望于月底前各来一二人，并带明年的初步计划来。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为了事先商量几个重要问题，以利应付时局及制定三年计划，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开会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请你们五位同志于9月25日来京开会，会期五天左右。特此通知，请作准备为盼。”
8月30日 就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的迁移等问题致信毛泽东。
9月6日 在青年团东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二天会议上作报告，说：“东北青年是勇敢积极、坚决革命的，过去，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东北青年大批地参加了部队和地方工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东北青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年多以来，东北青年参加了经济建设，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改进技术、提高生产上，都有些成绩。农村中的青年也积极参加了农业建设工作。”“现在我们已拥有四十八万青年团员，而且我们将面临更新更艰巨的任务”，“为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青年要学习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时事，提高政治认识，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产的精神，培养勇敢、勤劳、吃苦的优良性格。”
10月1日 在《东北日报》发表《实施共同纲领的伟大一年》的文章。
10月2日 中央军委致电高岗：“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
10月4日 上午10时，由中央办公厅接至中南海颐年堂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
10月5日 晚上，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共同研究出兵方案。
10月6日 参加周恩来在中南海军委作战室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政治局10月5日出兵朝鲜的决定，部署国内防空和东南沿海的战备工作以及如何支援入朝作战的各项工作。
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宜，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同日 上午与彭德怀冒雨同机返回沈阳。
10月9日 周恩来致电朝鲜驻华大使倪志亮：“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
10月10日 与彭德怀一起研究出国作战问题。
10月11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邓华：“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
同日 在锦州市立医院院部《关于伤病员违反纪律的情形向高岗请示报告》上批示：“林（林枫）：一方面加强管理教育，一方面对放纵生事的应予扣押，请考虑并告辽西办理。”
10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10月13日 与彭德怀乘专机飞北京。下午，出席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援助朝鲜的紧急会议。
10月14日 毛泽东就朝鲜情况和我军入朝参战意见致电周恩来，在通报了朝鲜情况后说：“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高本日返沈阳积极布置各参战准备事宜，彭暂留京等候你的回电。”
10月15日 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高岗：“（一）我人民志愿军决于10月18日至迟19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二）彭德怀同志本日或明日返安东。”清晨5时，毛泽东又就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问题致电高岗、彭德怀并告邓华，并请高岗电告“粮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输送”。彭德怀当日乘专机返沈阳后，立即与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传达中央政治局最后决定。当晚，高岗与彭德怀、朴宪永一起乘火车赴丹东。
10月16日 与彭德怀在丹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0月17日 下午5时，毛泽东来急电，请彭、高于18日乘火车来京一谈。当晚，与彭德怀乘火车离丹东返沈阳。
10月18日 上午与彭德怀乘专机回北京。听取周恩来汇报后，和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讨论出兵后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应采取的各种措施。
10月19日 上午与彭德怀乘专机返丹东。向东北军区和东北局负责人宣布志愿军于黄昏开始分批渡江。
10月21日 下午4时，接到彭德怀自朝鲜第一次致毛泽东、高岗、邓华电。
10月21日—12月29日 毛泽东就朝鲜战争问题发的电报中有46封是给高岗或由彭德怀等人转告高岗的。
11月5日 周恩来派刘亚楼当晚去东北，向高岗、李富春面报空军在东北的部署问题。
11月7日 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周年会议上发表讲话。
11月12日 关于招待友方空军人员工作问题批示。
11月14日 受中央委派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准备与朝、苏方面讨论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朝、中两军联合作战问题。
11月15日 与彭德怀联名致周恩来电：前线汽车被炸毁和翻车者已达六百台以上，现宋兵团已过江，供应甚困难，部队经常断炊。因此，由满洲里运往大连之苏方汽车一千台，无论如何，请设法借用。
11月16日 下午与彭德怀商谈如何保障志愿军粮弹物资供应问题。当晚返回沈阳。
11月29日 在东北荣军劳模代表大会上讲话。
12月6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为便于今后指挥，志司需南移至价川或德川以南。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线商谈联合司令部之组成及越“三八线”作战之弹粮运输和就地筹粮办法。
12月19日 彭德怀就宋兵团在何处修整和越“三八线”作战等问题致电毛泽东、高岗。
12月21日 毛泽东给彭德怀复电，并告之“已请高岗设法速运大衣、棉衣、棉鞋、被毯等”。
12月23日 彭德怀致电高岗、李富春并毛泽东、周恩来：“部队由安州、军隅里经过十三至十五天夜行军，于26日晚可到达链川、华川线，应休息三四天才能开始作战。但给养困难，因敌机增加，日夜均不易烧火煮饭。所有部队对东北地区送来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多送以黄豆、高粱、稻米加盐制的炒面。”
12月23日 接抚顺矿务局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的报捷信后，复函勉励该局全体职工继续努力，迎接明年新的生产任务。
1951年 46岁
1月4日 毛泽东代表中央致电高岗：“你12月29日致各省委及万毅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希望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中央已有指示，并将你的电报转告各地。”
1月8日 彭德怀致电高岗：“第三战役结束，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拟于1月25日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并希望有中央及东北局同志出席。”
1月10日 复函丰满发电厂全体职工：“你们在1950年12月6日完成了全年发电计划，到年底超过了全年任务百分之九点四。这对东北电力的供应上有重大作用。希望你们今后更好地学习技术，爱护设备，为完成1951年的计划和安全供电任务而继续努力。”
同日 复函辽阳市19个公营厂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职工，庆贺他们提前完成1950年的生产任务。
1月12日 苏家屯机务段一〇五号包车组致函高岗，汇报一年来取得的重大成绩。
1月17日 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问题致电高岗等各中央局领导。
1月20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李富春：“北京中央各机关团体组成之慰问团，已于14日出发赴东北慰劳。现中央正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慰问团赴朝鲜慰劳前线部队。”
1月22日 毛泽东就建议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问题致电邓小平并告高岗等中央局领导。
1月24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中央局领导，批示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局11、12月综合报告。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中央局领导，批示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
1月25—29日 出席由彭德怀主持于朝鲜成川郡君子里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朝鲜方面领导人有金日成、金科奉、朴宪永、金雄、朴一禹，中方领导人有彭德怀、邓华、宋时轮、陈赓和十九兵团部分军、师干部。
1月27日 为敌人趁中朝军队休整之机于25日发起进攻之事，同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邓华等协商后于24时致电毛泽东。
2月4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归东北军区后勤部管理，请你决定，以便军委早做决定。
2月5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金日成来此商议，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2月8日 彭德怀致电军委、高岗：2月7日来电坚持长期作战，采取轮番作战方针，我们完全同意。唯十三兵团四个军置平壤以南地区修补，作为二番兵团的临时预备队，防止意外事故。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
2月9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习仲勋电：“请于2月13日晚，赶到北京开会。望准时到达。”
2月2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各大区负责人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关于本地区工作的报告，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2月27日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工作报告。
3月1日 与从北京前来沈阳的彭德怀商议后方支援问题。
3月3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第二番部队调动的行进情况、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的安排、空军出动计划、装甲兵出动计划、炮兵出动计划、运输计划、医院床位设置计划等。
同日 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会议总结。
3月5日 彭德怀于安东致电高岗等：据辽东军区王副司令员谈，近有逃兵携带武器三五成群、抢劫勒索等不法行为，在安东收容达数百人，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同样情况，请严令各省军区收容，情节严重者必须就地公审给予纪律制裁。
3月8日 在东北第五届公安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示要坚决镇压特务。
同日 在沈阳市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
3月11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报毛泽东、高岗，提出在朝鲜修建机场应“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
3月21日 在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3月22日 彭德怀致电周恩来、高岗：根据目前情况，铁路应以军运为主，在不影响战争的情况下，适当照顾国民经济，现志愿军供应困难，兵力增加。朝方如不同意，则请金首相另行提出办法，但需确保军运如数完成。
同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高岗并报毛泽东，告以本月15日菲利波夫来电内容和中、朝、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
3月25日 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同意十五军不参加机场修建仍去前方。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各军因经长时作战，消耗急需补充，故其待补之新老兵亦不宜再留作修建机场之用。”次日，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经与有关方面商谈后，决定调四十七军前往朝鲜担任修建机场任务，预计当在4月中旬到达目的地。
3月28日 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高岗，告以同沙哈罗夫商谈我在朝鲜修建机场的最后结果。
同日 彭德怀致电周恩来、聂荣臻并高岗：“如空军4月底不能入朝，现有运输工具将遭更大损失，供应全无保障，对下一战役影响颇大。盼请多方促成。”
同日 东北荣军一等模范张义德同志给高岗写信，报告自从开完东北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回村后的生产工作情况和获得的成绩。高岗阅后予以嘉勉：“来信报告组织生产、优待军属、训练民兵和帮助小学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好。并在抗美援朝运动、生产和其他工作中都起了带头作用。张义德同志的确保持与发扬了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我们希望每一个荣誉、复员军人都能这样做，成为人民的好榜样。”
3月30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
4月2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中南局传达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
4月7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福建省关于镇反情况的报告。
4月初 复函沈阳广播电台，说：“你们用广播的办法，推动工人生产竞赛，鼓舞工人生产热情，是很好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4月10日 复函第七水泥厂全体职工，祝贺该厂去年完成计划171%，勉励再接再厉，为超额完成1951年生产任务而奋斗。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天津市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
4月16日 周恩来和聂荣臻就各特种兵参加第五次战役问题，联名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并报毛泽东。
4月17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伞兵。
4月18日 与东北人民政府李富春副主席，东北局组织部陈伯村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王鹤寿部长、吕东副部长、安志文副部长等20余人，到工业部高速切削训练班检阅该班第一期学员学习苏联高速切削操作技术的成绩。高岗对训练班学员们的成就予以赞扬，鼓励他们更加熟练地掌握新的技术，提高技术能力。
4月21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下面是师哲同志的报告，其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
4月28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同意来电所拟作战方针及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的兵力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4月30日 沈阳市38个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单位，通过电台向毛泽东、高岗报捷。
同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东北全体职工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庆祝五一劳动节，庆祝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庆祝中国人民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庆祝我们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成就。这是中国人民的功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功劳，是毛主席的功劳，是工人阶级中的劳动模范、工作模范与先进生产者的功劳。”
5月16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清理‘中层’问题中央将于数日内发一指示，请你接此指示后将你们的指示作适当修改，然后发出实施。请由汪金祥向你面报。”
同日 刘少奇致电高岗：“关于在国营工厂中实现统一领导问题，华东城市工作会议及其他多数同志都主张在工厂中建立党委来实现这种统一领导。理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的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理好工厂的。而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既可补足厂长的某些缺点，又可统一各方面主要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党委负责制，并不取消或妨碍厂长负责制，相反，它加强并支持厂长负责制，同样，也加强党的、工会的、青年团的工作，各方面的缺点则可以得到一些补助，少犯一些错误。”
5月21日 彭德怀电致毛泽东、高岗：“以前各役携带五天粮食可打七天仗，因就地可补之，现在携带七天粮食只打五天仗，因战斗中耗损，就地难补，据此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
5月2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21日23时电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5月23日 复函东北林业全体职工，表扬东北10万林业工人超额完成秋采冬运任务。说：“由于你们以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努力地工作和贯彻了合理采伐方针，使1951年秋采冬运的计划完成102%，给国家节省了508000立方米木材，是值得表扬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总结采伐经验，为完成与超额完成1951年全年木材生产运输任务而奋斗。”
5月26日 彭德怀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高岗：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有些干部情绪消极，对战争长期性、艰苦性感到厌倦，认为没有飞机、大炮、坦克配合，很难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炮、坦不配合。对四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困难，特别因供应困难而对战争胜利表示怀疑。
5月31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同意阻敌和兵力调动计划。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等，批示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
6月2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这次会议于5月18日至6月2日召开。出席者有东北省市一级领导工业生产的行政、党务、工会、青年团的主要领导干部与某些重要工矿企业的经理、厂长、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等共382人。
6月初 金日成到北京，与中方研究朝鲜停战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
6月11日 与张闻天会晤，张闻天代发高岗致毛泽东电。
6月12日 由张闻天陪同与师哲看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谈到朝鲜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
6月13日 会见斯大林。
6月13、15、17日 与张闻天多次会面，交谈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张闻天提供了苏使馆获悉的朝鲜战争的最新消息，并请高岗转告马洪设法送一些国内情况的材料。
6月17日 离开莫斯科返回国内。
7月1日 参加东北区各民主党派联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大会。会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民主建国会沈阳分会筹备委员会等东北区的民主党派联合举行。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接受了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的献旗，并致答辞。大会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的贺电。
同日 东北森林工业总局致信高岗，保证完成并超额完成木材生产任务，加速资金周转，节省二十万吨粮食。
7月2日 凌晨4时，毛泽东就准备和谈会议有关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高岗。
同日 24时，毛泽东就同敌方代表准备和实行谈判期间我军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金日成。
7月9日 回信嘉勉东北森林工业总局。说：“看了你们七一给我的电报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团结森林工业方面全体职工，积极增产木材，超过1952年采伐任务，实行合理采伐与合理制材，并实现你们所提出的为国家节省流动资金二十万吨粮食与各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光荣任务。”
7月16日 关于镇反问题致信辽西省委。
7月20日 毛泽东就做好尤金来华的接待工作问题致电高岗：“菲里波夫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工作，为时三个月。现尤金同志已于7月15日动身，7月21日可到满洲里，请即派妥人好好接待。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8月1日 毛泽东就九月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高岗。
8月21日 毛泽东为征询对邓华所提作战方案的意见致电彭德怀、高岗。
8月31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一）菲兄提议派约一百人的顾问团来朝很好。很有必要。但不知翻译能否解决如此之多。（二）邓、洪二同志由京回部只谈起有顾问来此，未谈多少和征求我的意见。”
同日 在东北局各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
9月27日 收到彭德怀致中央军委并空军司令部、高岗、贺晋年电，提出关于空军指挥员和指挥机构组建的建议。
9月29日 复信辽阳市第一届工属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祝贺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9月30日 复函机械工业管理局全体职工，祝贺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同日 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提出11月初发起战役较好。
10月1日 分别复函鞍山钢铁公司钢管厂全体职工和轻工业管理局全体职工，祝贺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同日 在沈阳市国庆纪念日阅兵典礼大会上发表讲话。
10月17日 毛泽东在转发高岗关于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同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份报告时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
10月26日 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11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上批示：“各中央局，并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转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11月23日 东北局召开增产节约座谈会，主要讨论如何搞好车间工作的问题，高岗发表讲话。
11月24日 在东北人民政府第十九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明年农业生产要为完成二千万吨粮食的生产任务而奋斗。在正常年景情况下，只准超过，不准降低。”
11月28日 在东北人民政府第二十次行政会议上做总结发言，号召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多想办法厉行节约。
12月13日 毛泽东就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电高岗等。电文中说：“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12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上批示：“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高岗同志1951年12月3日关于在工矿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部门，在1951年，截至10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执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12月21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饶漱石、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说明《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和《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员额表》待中央审核后即可下发。
12月24日 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部防护林带营造计划。高岗于26日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12月27日 在东北妇女二届代表会上发表讲话。
1952年 47岁
1月10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
1月14日 在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王光伟带领七名同志下乡调查所写的报告《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批示：“这个报告极有价值。请各省委、地委、县委、区委、支部、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党员同志，及各级政府的党员同志们认真研究讨论，以便参考这些经验来改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工作。《东北日报》与各省的报纸应该登载这些报告。”
1月31日 毛泽东致电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中央局等，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
同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1月26日的报告收到。你们清除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2月9日 毛泽东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复电：“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
2月13日 毛泽东就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全力对敌问题致电彭德怀、高岗等。
2月15日 在沈阳市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两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2月17日 毛泽东就派陈伯达去东北了解情况一事致信高岗：“高岗同志：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去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2月21日 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甘泗淇并高岗、贺晋年电：“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撒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注意。”
2月27日 毛泽东就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复电高岗：“高岗同志：2月26日的电报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做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告凯丰。3月中旬或下旬中央可能开一次会，那时你再来京，目前不要来。”
3月4日 毛泽东就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复电高岗：“高岗同志：2月28日电悉。拟陈云同志会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3月16日 周恩来致电高岗：在动员人民反对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时，“要教育人民既不麻痹，也不恐慌，使一切防疫力量都能有效地用在紧急措施上面，并告公安部门注意破坏分子的活动。”
3月29日 与林枫等视察并试用第一批国产的新式马拉农具（其中播种机系国产第一台）。高岗手扶犁耕地，坐在圆盘耙上耙地，并勉励沈阳农具工厂职工再接再厉，提高质量，为农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新式马拉农具来。
4月6日 赴铁岭农村视察春耕情况。在黑牛圈村，高岗邀集村长、互助组组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户等十余人进行座谈。在听取了关于春耕生产情况的介绍后，高岗详细地询问了每一个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况后，说，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是试办，一定要办好，等试办好以后大家再学。高岗向村长说：“村长不要有强迫命令，要密切联系全体劳动农民，领导老百姓把生产搞好。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积极去办；对人民不利的事，就绝不要办。人民有权选择给自己办好事的人，去代替那些不给人民办好事的领导者。”
4月7日 出席东北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行政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和群众团体必须很好地组织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推动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
4月9日 赴抚顺县检查春耕情况。适值该县召开全县区村干部会议布置春耕，高岗首先听取了县、区负责同志关于全县备耕情况的汇报，然后又询问了备耕及农村工作的其他情况，最后在全县的区村干部330余人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4月11日 参加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建筑班结业典礼，并发表讲话。
4月17日 陈云签发中财委复高岗、王鹤寿等并报周恩来电，说：本钢厂的恢复及两台高炉的设计由他们与苏联方面商定，但此工程不得妨碍本溪将来的总体发展。
4月18日 组织召开东北局的负责干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高岗亲任东北局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组组长，并决定每两个星期学习讨论一次，讨论前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均须充分准备，并联系当前革命斗争和工作中的问题。
4月26日 《东北日报》发表了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的文章：《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
5月7日 在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干部大会上作《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800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报告。
5月13—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会上做了《关于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
5月27日 与林枫副主席接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高岗在致辞中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对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赞扬了朝鲜人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民民主事业的伟大贡献，并表示东北人民将继续加紧抗美援朝工作，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6月12日 在工业部和东北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先进生产经验推广大会上发表讲话。
7月9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前承中央同意并决定以彭副主席兼代总长，主管军委常务。我请求即日起解除我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及中央负责，此后一切经我处转呈主席或交我阅办的军委文件，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除代总参谋长仍由聂荣臻担任外，这一报告中各项均被批准。彭德怀对到军委工作一再推辞，到毛泽东处举荐改由高岗或邓小平担任，自己去搞农业，但未获批准，遂服从了中央决定。
7月17日 参加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并发表讲话。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来东北访问的各少数民族代表团以彭泽民为团长，萨空了、朋斯克、阿艾沙为副团长。欢迎大会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东北各族各界2.3万余人参加了大会。
7月21日 《东北日报》发表了橡胶四厂全体职工向高岗主席的报捷信。
8月31日 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
9月22日 出席青年团东北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作报告。
9月23日 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10月1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欢宴来沈阳市参加国庆观礼的战斗英雄与工农业劳动模范及各少数民族代表。
同日 在《东北日报》发表《迎接经济建设新时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文章。
10月8日 奉调进京，住翠花湾东北办事处。半月余返回沈阳处理有关事宜。
10月26日 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报告。
11月10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下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席，陈云等15人为委员。
11月28日 出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报告。
12月初 由沈阳调到北京工作。来京后仍住翠花湾，1953年1月搬到东交民巷8号。
12月21日 毛泽东对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批语：“周、朱、陈、薄阅，尚昆办。此件经廖鲁言、陈伯达二同志研究过。其修改几点伯达和我谈过，并得高岗同志同意。你们如无时间，只看东北局报告及中央复电即可。”
12月25日 毛泽东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批语：“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
12月27日 《东北日报》发表了高岗在东北妇女二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3年 48岁
1月4日 毛泽东就曾山、姚依林关于商业问题的来信批示高岗等。
1月13日 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李济深，秘书长林伯渠等在主席台上就座。
同日 毛泽东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向明的报告批示高岗等：“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这个报告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不但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中央1月5日的指示附后，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1月15日 毛泽东对国家计委关于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问题致信高岗、邓子恢说：“1953年1月14日收到的你们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年12月的工作情况与今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的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
1月18日 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对印度尼西亚以大米换橡胶的合同已签，数量虽少，但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有利的。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我已告曾山、雷任民，将最近时期对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贸易情况向党中央作一综合报告，以便能在中央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研究。
1月23日 签署发表《东北行政委员会通告》：“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东北人民政府已奉命撤销。东北行政委员会业已组织成立，并已收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铜质方印一颗，决定自即日起，启印办公。除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外，特此通告周知。”
1月26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月31日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2月1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2月8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2月17日 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草案）》。随即致信刘少奇、高岗、薄一波：“现在地方各级政府除东北各省外均无计委组织。上次中央关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电文，亦未提到成立各大区、省、市计划局、处事（原件如此），故在取得高岗同志同意后，特将此二点加以修改。”
2月19日 周恩来根据本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做好分工的座谈会。确定高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财经工作，习仲勋负责文教工作，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
3月4日 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症的消息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3月14日 毛泽东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致信高岗：“高岗同志：此件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
3月28日 晚张闻天来访，言及想到计委搞经济工作，高表示欢迎，并答应向毛主席反映。
3月30日 与张闻天谈计划工作。
4月2日 周恩来召集高岗、薄一波、章汉夫、伍修权、李哲人、雷任民等开会，商谈外贸工作问题。
4月25日 周恩来同高岗、邓子恢、薄一波研究在海南岛种植橡胶的问题。
4月2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该决定对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所确定的政府领导人的分工作出部分调整，决定：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道、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5月6日 毛泽东致信高岗：“高岗同志：此件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拓夫同志照此去讲。”“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同志去讲。毛泽东又及。”
5月14日 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为此，规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高岗（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邓小平（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邓子恢（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饶漱石（劳动部）、陈云（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和人民银行。在陈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五人领导。在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第二（财字）、第三（交字）、第四（农字）、第五（劳字）办公室；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总理办公室负责。
6月9日 周恩来约请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
6月13日 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高岗在会议的第一阶段做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做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
6月28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转高岗，对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提出修改意见。
7月21日 周恩来约高岗、李富春、邓子恢、饶漱石谈全国财经会议问题。23日，又约朱德、高岗、李富春、邓子恢谈这个问题。
8月初 受党中央派遣访问苏联。11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
8月22日 于东交民巷住所接待彭德怀来访。
8月28日 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报告。
10月3日—11月2日 南下休假。先到南京、苏州、无锡，后到上海、杭州、广州，最后经长沙、武汉、郑州返回北京。
11月9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13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下旬 与彭德怀一起审阅修改在高干会上的报告稿。
11月28日 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2月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彭德怀在高干会上的报告稿。毛泽东此前曾在一次会上讲过彭的这个报告稿没有思想性，彭德怀也曾建议，请高岗主持修改，想趁机把军委日常工作也推给高岗。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说，还是以彭为主吧。
12月14日 周恩来和高岗、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对苏谈判的有关情况商议中国同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5日 与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坚持轮流。
12月2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12月26日 鞍钢举行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等参加了鞍钢扩建落成典礼。
12月28日 在沈阳召开了由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子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
1954 年 49 岁
1月3日 毛主席在杭州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
1月5日 张闻天致电高岗、李富春、贾拓夫并报周恩来与毛泽东，反映苏联方面对我国委托苏联设计并交付成套设备企业工作的两项意见。
1月22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1月24日或25日 邓小平向彭德怀谈高岗和饶漱石问题。
1月25日、2月5日 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对高进行帮助。
1月30日 张闻天来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张闻天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错误，我提了一点，关于个人在活动中的想法，有何个人打算，此点他似乎难于说出。”
2月6—1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并在会议的第一天做了第一次检讨。
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人）、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并于2月开始工作。
2月15—25日 周恩来主持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高岗在会议上做了第二次检讨。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委托，在会上转告刘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高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同日，陈云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2月17日 自杀未遂。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汇报了高岗在本日午后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8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中写道：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他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是他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决定将该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3月4日 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介绍会议的情况和关于高岗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以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同日 毛泽东在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批示：“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3月26日—4月24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全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检查了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的190人。会议第一天由东北局代理书记林枫主持，首先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共有42人在会议上发言。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4月2日 晚上，习仲勋、贾拓夫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对高岗进行帮助。
4月3日 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要“沉痛认罪，向党中央和主席彻底交待”。
4月17日 毛泽东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批语：“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8月17日 高岗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彭德怀等前去看了高的遗体。
8月31日 周恩来将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送毛泽东批发。通报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9月1日 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通报了高岗自杀情况。
1955年
3月21—3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三 参考书目
（一）文集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5—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
（二）年谱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
《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杨尚昆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三）传记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刘志丹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谢子长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王泰吉传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安子文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林枫传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5年12月编写。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陈正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四）回忆录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领袖元帅与战友》（图文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扬帆：《断桅扬帆》，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杨易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
《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一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王光美：《我与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五）研究著述
《横山县志》编撰委员会：《横山县志》。
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房成祥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高新民等：《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魏燕茹：《张闻天在合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北满分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唐洪森：《国共征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编审组：《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出版。
林蕴晖：《共和国年轮，1953》，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高化民：《共和国年轮，195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俄〕A·M·列多夫斯基著。
李建彤：《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5月出版。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出版。
（六）档案资料
在中共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延安市档案馆、横山党史办等处查阅的档案资料。
（七）报刊资料
《东北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中华报》、《解放》等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资料。
（八）访谈材料
访问高岗前妻杨芝芳、妻子李力群，高岗秘书赵家梁、苏丹，当事人马洪、赵德尊、郭峰、安志文，张秀山的儿子张奉生，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以及高岗叔伯弟弟高崇礼、高崇道等人的谈话记录材料。